二十世纪末，古今中外哲学与文化的碰撞、冲突、汇合、交融，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艰巨的使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优势主要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世纪之交，其作为对不同思想文化交融起着导向作用、创造作用的哲学观点、哲学方法和哲学活动，不只是诸多哲学派别中的一派，而且是对它们进行比较的观点与方法。通过对诸多哲学派别、哲学思潮，主要是中西哲学的比较，促进哲学和实践互动，求得哲学的变革和创新。也只有在比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所以，自觉地参与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开展“哲学比较”、“比较哲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跨世纪使命所迫切要求的。 （一） 中西哲学比较的坐标，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观念的存在，其最终依托是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双重性质，而哲学只具有普遍性，虽然它也依托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但是由于它是普遍性的观念存在，因而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又有着超越的趋向。当然，这种超越最终仍需依托于实践的超越。尽管如此，实践的超越又总是在具有先导性的哲学指导下实现的。因此，比较哲学中哲学坐标和实践标准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人们对古今中外各种哲学现实意义的理解与阐释并据以对哲学坐标定位，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一定的实践需要，即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为标准。而人们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哲学的真理性，分辨和抉择哲学的是非优劣，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某种哲学，即以某种哲学为坐标。无疑地，实践检验对哲学坐标定位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但不能因此忽视或贬低哲学坐标的独立意义。哲学是观念的存在，但它是蕴涵着世界的深刻内容并作为实践的普遍经验的最高概括。而物质实践也不是同人的观念无关的，它是具有一定观念的人的活动，或者说是人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活动，特别是将其作为检验哲学真理性的标准更要通过人的“观念”，要有人对实践结果的理解与阐释，这又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与支配；因此，哲学坐标不能因其作为观念存在而认为同实践标准无关，实际上它有内在于实践标准的一面，它是实践检验的必要补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实践标准的意义。 可见，哲学坐标的定位和实践标准的操作都需要人的理解与阐释，两者的确难解难分，只不过哲学坐标的定位是以哲学去理解与阐释一定的实践结果，而实践标准的操作则是用实践结果理解与阐释一定的哲学。哲学的变革与创新正是在两种理解与阐释的相互联结、不断“循环”中实现的。比较哲学的重要意义即在于通过古今中外不同哲学的比较，为两种理解与阐释的联结、“循环”创造条件。通过比较不同哲学对实践结果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才能进而以实践为标准检验自身、反思自身，从而变革与创新自身；也只有以实践为标准检验不同的哲学即以实践结果理解与阐释不同的哲学，才能使哲学坐标定位，从而找到变革与创新自身的途径。 （二） 将两种理解阐释置于哲学的实际演进过程中，不难发现哲学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不同哲学的比较为中介的。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哲学的真理性所体现的实践对哲学的推动作用和以哲学为尺度理解与阐释实践结果所体现的哲学对实践的导向功能，都是以不同哲学的比较为中介而实现的。回顾我国近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传统哲学的变革与创新以中外、主要是中西哲学比较为中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通过实践检验哲学，实现新旧哲学更替。我国传统哲学的变革与创新是通过外来哲学的传入，同外来哲学比较而实现的。突出的是政治领域，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不同哲学多层面的比较实现了新旧哲学的更替。这个过程侧重于实践对哲学的检验，即以中外、中西方不同的实践结果，特别是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理解与阐释长期统治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哲学，并以多种外来哲学思潮，诸如达尔文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马列主义等为参照与尺度，终于作出了马列主义的抉择，显示了哲学变革与创新中物质实践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提供了以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指导我国历史进程的前提与条件。在新哲学尚未在全局确立的新旧交替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在政治实践中出现了新哲学的排他性，既排斥本国的传统哲学，也排斥外来的非马列哲学的“矫枉过正”倾向。这不仅难免，而且必要，因为在长期比较抉择中“传统”和非马列哲学都被认定为应予抛弃的对象，虽然它们具有精华和糟粕双重性质，但是精华与糟粕连成一体；如果在二者一时难以分辨的情况下只是着力于保存精华，难免连糟粕也予以保存，这显然会阻碍哲学总体的变革与创新，所以，对“矫枉过正”的倾向应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认为是偏差，它往往是哲学变革与创新的初始阶段所必经的。 第二个阶段，通过哲学指导实践，巩固新哲学的地位。新哲学确立并用以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性实践后，哲学的走向从侧重于以实践检验传统哲学转为侧重于以新哲学指导实践，并以新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理解与阐释实践的结果，这在实质上是以成功的实践巩固新哲学的地位。这个阶段由于新哲学已在全局确立，作为指导思想基于其意识形态功能而具有排他性，仍然是必要的。但需明确，这时排他性的基础已从以实践检验哲学转为以哲学指导实践，因此如果不同时坚持对哲学的实践检验，即把哲学指导实践与接受实践检验结合起来，那么就会使马列主义的新哲学脱离实践从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堵塞其继续变革与创新的道路，因而有违于马列主义新哲学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特别是无视以实践为依托的多元化哲学观念的现实存在，把指导思想的排他性绝对化，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歪曲为哲学观念的单一化。这一切貌似维护新哲学的应有地位，但由于新哲学已居于指导地位，再一味地恪守排他性、单一化和矫枉必须过正等等，其结果就不再是对旧哲学和非马列哲学“矫枉过正”的问题，而是使自身陷于“枉”得不到矫正的问题。因此这种片面性会使新哲学脱离不断发展变化的物质实践，使其扭曲、异化，以致丧失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保持与巩固新哲学的指导地位绝不能依靠人为地取消多元，强制地搞单一化。相反，要正视哲学的多元化，通过比较正确处理马列新哲学和非马列哲学、一元和多元的关系问题，以保证新哲学沿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不断变革与创新，使之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