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体性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步入黄昏期、在多种西方现代哲学力图批判、消解、重构主体性哲学的映衬下，当代中国却在努力构筑主体性哲学。从早发现代化的国家看，所谓主体，就是自足自立的理性之人（个体、集团、国家），而主体性基本上就是主体理性的发挥与张扬。同理，促使主体性哲学在西方面临挫折与挑战的问题首先就是，作为自足自立主体之资质的理性本身发生了问题。其武断与先验、特别是其盲目自我扩张给主体招致的灾难，使理性主体存在的根据一再被追问。可以说，怎样积极参与构建一种更为人们接受的新理性，是哲学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所面临的任务、发展水平不一样，但重构新理性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传统的中国理性已远不能满足当今中国的需要，单纯的西方舶来理性也不能直接满足当代中国的需要；合乎我们需要的新理性只能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在广泛吸取的基础上锻造提炼的产物。主体性哲学构建的一个现时任务就是前思和反思这种锻造，积极探求当代中国的新理性，力主把正在发展着的结构合理水平适当的当代新理性更广泛地纳入中国现代化主体的资质构成中。满怀这种希望，笔者愿冒昧地就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建构谈一点粗陋之见。 一 中国传统理性尤其重视知识理性。在知行观上居主导地位的知行合一论就非常突出“知”的价值与意义。一定的知衍生一定的信仰，一定的信仰又必定导致一定的行动，似乎是一种牢固的逻辑。就连重行的青年毛泽东也坚信这种“知→信→行”三步曲（“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1〕），可见这种唯智论影响之深。这样， 知决定行，行的问题来自知，而知又多被人解为理论之知，而非一般之知。于是，当近代中国在行动上落后时，人们便在“知”上寻找根源，并力图通过思想理论形态的新理性来拯救中国。从严复的“力、德、智”到鲁迅全盘改造传统的启蒙或改造国民性，体现出一种愈来愈把西方新理性及其衍生的意志追求状态融入中国人内在资质中的努力倾向。但现代化实践的迫切性使几代人追求的思想状态新理性的建构缺乏切深地探究；知决定行的传统逻辑又不容许根据实践状况来锻造理论理性；于是，力图割断本国传统、多半为舶来品的理论理性仓促被用来决定指导“行”，这不但使理论理性缺乏坚实的逻辑推敲和实践基础，更重要的是，把实践理性实际上贬到一种次要方位（表面上或许并非如此），使理论理性或思想理性向着理想化、简单化方向片面膨胀，一种思想化甚至浪漫化的想象洋溢于现代中国的理性追求中。这种洋溢本身就是违反理性的，它把被它导引、贬斥的实践引向了日渐丧失合理性的方向，久而久之，思想理性就脱离了实践基础，走向思想追求的反面，成了好看不好用的东西，缺乏可继续操作的性质。这样一来，当现代化实践重新寻求合理性方位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就可能互相矛盾了。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矛盾很容易突出地表现出来。如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上喊着资本是多么肮脏、多么坏的东西，实践上却在拼命地、通过各种办法把它吸引过来，并以吸引来多少的量衡量工作成绩的大小。理论上在鞭挞的正是实践上求之不得的，此为冲突之一。 冲突之二表现为，理论上极端轻视、甚至变相否认的东西，实践上却大量存在、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对待机遇的态度就是明证。国家、单位、个体等各类主体，都在追求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强烈体验到了偶然突发性机遇的诸多存在与重要作用；都体验到了抓住或者丧失某个有利机遇带来的明显效果；都体验到了只有能力没有机遇尚不足以保证成功的现实。可是，我们的理论教科书至今仍在宣扬变相否认偶然机遇独立存在品格的观点。这种观点认定，凡存在偶然机遇的地方，背后肯定隐匿着必然性；偶然机遇只是必然规律借以展现自己和实现自己的形式。这“形式”自然是表面上的、感性直观的。这与黑格尔在大量有关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性关系论述背后隐匿着的如下观点并无根本性区别，这观点是：偶然性是感性“幻象”，是认识能力尚未达到理性水平而在主体心中泛起的一种感性主观印象。众多偶然性的冲撞弥合结果正表现为一种必然性。机遇只是一个感性形式而已。这种牛顿式的近代机遇观早已被追究复杂性的现代理性超越了，却还残存于我们的理论理性中。它与我们目前在实践上大量强调发展机遇和大量实际体验是直接矛盾的。〔2〕 这样一来，本该开路的理论理性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却成了阻滞实践进步的东西，并由此变得理想化、简单化，日渐失去历史合理性。并使得撇开某些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行为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无情的事实使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先行了。理论理性或者随后追赶、或者坐阵旁观。在这种情况下，实践理性又容易成为一种感性经验的简单归纳，上升不到足够高的层次水平。看重感觉经验、而不看重理论知识的倾向在尊重“实践”的旗帜下，已经走到了没多少人去购买和阅读理论知识书籍、61.9%的人都不知爱因斯坦的严重地步！〔3〕应该说 ，理论理性形象的陨落是有历史原因的。理论理性怎样从中国传统雅文化中极端重要的先行地位转变到目前这种地位和形象，是一个需要详细考察的大题目。在此，我们只是通过毛泽东与马克思的简单对比论说一个历史原因。 在实践斗争中，毛泽东对干巴巴的理论教条的反对使他终生都保持着一种信仰：编造不联系实际经验的理论是没什么用的。不管这一信仰是否象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与早年的实用主义影响相关，这种信仰深化在其认识过程论中，对当代中国的理论理性的地位和形象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众所周知，从实在的生动表象出发，经过经验积累达到概念的认识，这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达到的对认识过程的认识，也是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深入、具体地揭示认识对象的丰富本质是不够的，因而他主张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性方法，即从概念和理论框架——其建立需要一种对非本质要素的舍弃——出发，逐步地将经验材料纳入分析之中并把对象的丰富本质依次揭示出来。“从实在到抽象”还不足以认清对象的丰富本质，而“从抽象到具体”才能达到科学认识，因而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