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近代哲学史上，自《周易》中有了需要这个意思后，〔1〕人们对其认识和探讨的历史长达3000年之久。在西方古近代哲学史上，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需要概念之后，人们对其认识和探讨的历史也有2500多年。纵观中西方古近代哲学史，人类对需要的认识和探讨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周易》算一个阶段；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哲学的探索为第二阶段；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探索为第三阶段；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为第四阶段。 早在遥远的公元前十一世纪，由中国周人所作的《周易》中的《需》卦是人类探索需要的最早的文字资料，尽管其中的意思是后人的考证和推测，但依然可视为文化和哲学源头在这方面的最早成果。在经历了640年后，古希腊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首先提出了欲望概念，紧接着伊壁鸠鲁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需要概念。几乎是与古希腊哲学同时代，中国古代哲学家孟轲、荀况、韩非等都对欲望进行过不少论述。在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之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对需要进行过大量论述，发现了有关需要的一些新的内容，提出了需要的一些重要新思想。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哲学中，关于需要的一些思想就更为明确了，黑格尔在阐述辩证法的时候，已经将需要问题作为其有力的材料给予重视，费尔巴哈则把需要提高到人的本质的高度来对待，为后来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准备了极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其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仍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我认为，需要作为重大的哲学范畴，它在哲学中的地位的真正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思想史的重大贡献。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需要概念使用的频率和次数是空前的，由此使其在哲学中的地位“升格”。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无论从什么着眼点出发，在走过迂回曲折的历程之后，都不得不回归到人的问题这个本体上来。哲学是怎样理解人的，它也就去怎样理解世界；哲学关于世界不同观点的争论和分歧，表现的实质都是对人自身的看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人是哲学的奥秘。他们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人学理论。与其在探讨其他问题时因着人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而遇到障碍而不得不回头探讨人学，反倒不如直接从人学起头，在首先解决了人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后再来探讨其他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学时对需要问题作了大量论述，这在哲学史上是空前的。 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人的需要问题是在1844—1845年，恩格斯比较集中地论述人的需要是在1891年。他们一旦将人的需要作为研究对象时，就立刻发现，“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2 〕在1844年他们提到“肉体生存所需资料”、“吃的需要”、“衣服和住宅的需要”、“交往的需要”、“捕猎活动的需要”、“劳动以外的各种活动的需要”之后，在后来的论述中，他们的确提到了许多需要。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需要的不同提法作了全面统计，认为“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提到的人的需要有‘肉体需要’和‘社会需要’、‘粗陋的需要’和‘文明的需要’、‘利己的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和‘必要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和‘物质的需要’，‘第一个需要’和‘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自然的需要’和‘随着一定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需要’，‘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和‘从社会生产和交往中产生的需要’；还有‘交往的需要’，‘学习和受训练教育的需要’，‘有效的需要’和‘未来社会人的需要’等等。”〔3〕 作为在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如此众多地提到人的需要概念，如此重视研究人的需要问题，这对于在当时还没有引起哲学界所注目的需要概念来说，无疑起到了“提升”的作用，为使它跻身于哲学范畴的行列提供了可能条件。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使人类对需要概念的认识走向自觉化。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虽然人们对需要概念使用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对其的认识和使用是不自觉的。这是因为，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对需要概念的使用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一概念本身的问题而使用这一概念，而是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不得不使用这一概念时才带出它们。中国哲学史上的孟子和荀子就能比较好地说明这一点。孟子和荀子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探讨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们二人对人性的估计各执一端，水火不容。为了证明各自的论点，孟子和荀子都提到了需要问题，并且都进行过一番探讨。但孟子和荀子探讨人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解决需要问题，而是为其“性善论”或“性恶论”寻找理论依据。比如，为了证明“人性向善”，孟子主张“舍身取义”、“以身殉道”和“养浩然之气”，重精神需要而轻物质需要，为了证明“人性向恶”，荀子发现了“欲多而物寡”的矛盾，从而提出了欲生寡，寡生争，争生乱，乱生暴，暴生穷的恶性循环链。找到了“纵欲”是“人性恶”的劣根。不论是孟子还是荀子，探讨需要的理论，是其人性善恶论的附庸，并不是自觉地探讨需要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需要概念的思想家，但他提出这一概念是自发的。他作为“幸福主义”哲学家，其哲学的出发点是追求人的快乐和幸福。从这一目的出发，他追根溯源，寻找实现人们快乐和幸福的终极原因，归究到了人的需要上来。他提出需要概念是为了说明人的快乐和幸福，而不是相反。他的需要和幸福正如一个偏正词组，“幸福”是被修饰的对象，而“需要”只是被用来修饰被修饰对象的工具而已。正因于此，伊壁鸠鲁在庄严地提出了需要概念之后，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创造出多少建树，而是又悄然地把它丢失掉。 对需要概念的这种非自觉化，在后来的许多哲学家的理论中几乎全是如此。 爱尔维修在全力发挥其“自爱”理论时用到了需要概念，霍尔巴赫在阐述他的“自然观”时也涉及了需要概念；黑格尔用以证明他那“绝对理论”的存在，费尔巴哈则用需要来说明人的本质。 人的需要问题的探讨一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即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论述需要问题；在他们那里，需要已经不是哲学研究的“佐料”，而是用其他材料来说明的重要的哲学研究的对象了，这就使需要概念的认识转向自觉化走到了“十月怀胎”的尽头，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促使其“一朝分娩”的助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