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觉地为自身存在着的存在物；人最关心的是人自身。因而，对人自身命运的求索，便构成了中外思想史的最重要最基本课题。所谓“命”与“力”的关系问题，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探讨的人自身命运的课题。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与循环，这个课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未获得逻辑上的充分展开。在西方思想史上，这个课题却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确立、展开和推进的过程，因而本文主要以西方哲学思想材料为依据加以论述。 一 从总体上看，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夕，由于自然的因素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占居着支配地位，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直接依赖外部世界，因而，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处在比较幼稚、笼统的阶段，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他律”为基本点的命运观。 当人脱离了动物界，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改造周围世界的自觉能动性，形成了一定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他们便开始从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来理解自己的命运了。从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解的较早的内容。 记载着古希腊神话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描绘了由神和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永生的神几乎无所不能，天上和人间的战争、祸福、运命，都由神所执掌，而凡人们则只能任神摆布。奥德修斯就曾这样说：“在一切大地上呼吸行动的生物中，人类是大地所生的最软弱无能的；当上天给他们勇气，使他们的手脚灵敏的时候，他们从不想将来会遭到不幸；可是当幸福的天神们降下悲惨命运的时候，他们也只好忍受苦难；他们的心情随着人神之父宙斯对他们的态度而改变。”〔1〕然而神话中也有众多的英雄敢于向神挑战，他们或者反抗诸神的统治，或者冒险铲除凶恶的怪兽和神祗。神话因此而既表现了原始人所受到的普遍而巨大的外部力量的控制，又表达了人们借助想象支配自然力的生活实践的愿望。 从古希腊神话中脱胎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在沿袭了在时间上追溯万物起源的致思趋向的同时，也吸收了其中关于“命运”、“定数”、“必然”的思想。“命运”一词原本就意味人的生存、生活是由人无可奈何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 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最早指出：“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2 〕毕泰戈拉同样认为，包括人的灵魂在内的一切都服从命运，而命运就是由数所表现的万物的秩序。赫拉克里特也承认“命运”，但是命运对他来说已基本上与“神”无关，“命运就是必然性，——他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3〕“逻各斯”原义是语言、说话，转义为思想、道理、规律、表示存在的理性—逻辑的性质以及变化的秩序和尺度。即使赫拉克里特自己所称颂的“神”，也主要不再是一种人格化的精神，而是火和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自然世界本身。所以，他认为人应当服从“逻各斯”，具体地说就是“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进一步将一切都归于“必然性”，必然性不仅支配着自然界，而且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他说：“大胆是行动的开始，但决定结果的则是命运。”〔5〕一切都是必然的，当然就没有偶然性可言，他认为偶然性完全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幻影，目的是为自己没有理智来辨护。 如果说上述哲学家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考虑人类的命运，并且认为人也服从支配着大自然的必然性的话，那么，稍后的雅典城邦的哲学家们则逐渐转向从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来把握人的命运。大部分时间在雅典渡过的普罗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个表面上看来非常主观主义的命题，实际上包含着从“主体”的角度看待对象世界的思想，是对人在认识、评价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空前的肯定。然而它也确实忽视了外部世界的客观独立性及其对于人的制约。苏格拉底重视的更是人的社会生活或者说是这种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他为自己也为雅典人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任务，并从“神的目的”的高度来维护“美德”这一人生的终极价值。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进一步以神学目的论来反对自然决定论。他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按照不同等级的理念依次实现“目的”的过程：创设草木是为了禽兽，创设禽兽是为了人，上帝创造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为了人走向“至善”这个最高目的。正是在柏拉图这里，借助神的“目的”，人生有了明确的价值目的性，人的“命运”由此而主要成为社会的而非自然的、理性的而非肉体的事情。然而，我们同时看到，在柏拉图的“理想的国家”中，人依据不同的先天秉赋不仅有了劳动的职业分工，而且有了贵贱不同的等级分野，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军人，谁该做工匠，都是先天决定的，不允许后天的“彼此交换和互相干预。”〔6 〕这又说明柏拉图虽然否定了人的命运的自然决定论，却引进社会或理念决定论，诚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7〕。 多方面地继承了前人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开始注意从“因果”与“目的”的结合上来探讨事物的运动和人的生活，但柏拉图的“目的”说显然对他有更大的影响。他认为，“目的”是事物的真正根据，它支配着各种质料和必然性；而德谟克利特的错误就在于“忽略了目的因，把自然界一切作用都归之于必然性。”〔8 〕他并且认为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才是人生和社会的最好准则。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则在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思想的同时，批评了他对“偶然性”和“人的意志自由”的否定。伊壁鸠鲁指出：一个有良好信念和秉赋的人应当不信有些人拿来当作万物之主的那个命运，他认为我们拥有决定事变的主要力量，……必然取消了责任，机遇是不经常的，而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使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9 〕伊壁鸠鲁并且认为，人们只要通过知识特别是哲学知识的掌握，遵循理性，就可以过上幸福和快乐的生活。而所谓“幸福和快乐”，并非肉体的放纵，而是平静、健康、合理的生活。然而，在古希腊晚期和古罗马帝国时期，神学命运观进一步流行开来，人的“命运”又被归结为神的安排。塞涅卡的一句名言就是：“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后来基督教的教义就深受此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