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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上海待过的年纪较长者，大多会知道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生于1900年，是上海贫民区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由于家庭贫困，13岁被卖入青楼。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自己设法逃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婚后随丈夫去了日本，几年后又回到四川。在四川她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带着4个女儿再次冲出樊笼（留在四川的儿子后来也回到她身边）。在身无分文和丈夫千方百计阻挠的情况下，历经艰难险阻，在上海先后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社，创造了很多商业上的奇迹，后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1951年，她率先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无偿献给国家，后又连任了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40多万字的《我的一个世纪》是董竹君九十多岁高龄时写下的，在这部自传里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教育儿女的经验和心得。现将其摘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从细节做起 董竹君十分注意孩子的卫生习惯，她将在日本时养成的科学的生活习惯带到国内。长女出麻疹时，董竹君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女儿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但她不顾丈夫的抱怨，依然精心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三层楼小屋内，但她带着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把房东乐得合不拢嘴，搬家时恋亦不舍。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为女儿闯上海 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书，董竹君却认为必须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当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这颗珍贵崇高的母亲心，真让人感动。 雕琢童心用心良苦 后来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3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信仰宗教，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 她还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既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更不要任性…… 她在锦江饭店当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 董竹君一生坎坷，在开设锦江饭店前，她曾因宣传抗日被抓去坐过牢，保释后又到杭州避难。大女儿除了照顾妹妹，还要探监送饭，奔波在好几户人家教钢琴，以所挣的钱来维持一家生活。这当然与母亲平时的教育分不开。 追求真善美 这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环龙路一所暑期学校演进，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董竹君明知4个女儿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带着她们去听，并让她们乖乖地坐在最后一排。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有一次她带着大女儿去观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当见到破衣烂衫的船夫们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艰难行走，嘴里哼着凄婉悲壮的船夫曲时，母女俩都深受感动，在回家路上也禁不住学着哼唱起来。后来，这个女儿成了一名音乐家。 疼爱却非溺爱 董竹君既是一位慈母，又是一位严母，对孩子决不溺爱。孩子弄坏了东西，做错了事情，只要认错就不追究。但如果说谎撒赖，那就会不客气。她常对她们说：“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不听我教导，走上错误道路，我决不饶恕！”她把严父和慈母的双重责任，都担在自己肩上了。她的心血没白费，5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 她在教育儿女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视同仁，决没任何偏心。常有熟悉的朋友问她：“你最喜欢哪个女儿？”她回答：“谁有困难，就同情谁，帮助谁。”这句话言简意赅，说明了一个母亲的宽广胸怀。 董竹君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的儿女们如今也都年逾花甲，第三代、第四代都有了。她们常对人说：“感谢母亲把她们带离一个封建家庭，使我们有了崭新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