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曾国藩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一位名臣。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赞扬者说他是“中兴第一名臣”，把他与诸葛亮、萧何等历史名臣并列；批评者则斥他为“刽子手”、“卖国贼”，是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尽管在历史评价上反差如此之大，但在家庭教育方面，人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教子有方之人。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他们在科举仕途上并没有大露头面，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显露了出众的才华和胆略。长子纪泽，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自学了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疆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志和“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皇贪婪的大口中夺回伊犁城，取得晚清外交史上惟一的胜利。曾国藩的次子纪鸿，聪颖过人，很喜爱自然科学，尤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不幸中年去世而未能竞其业。不仅儿子个个成才，曾国藩的孙子辈还出了像曾广这样的名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 一家四代人才辈出，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育有方，“爱子以其道”。 不求子孙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 在封建时代，出人头地的一条捷径就是做官。当时的官僚子弟，都想借父辈权势挤入官场，把科举考试看作敲门砖，趋之若鹜。曾国藩却例外，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是他对子女的最大期望。曾国藩不准子女们从军、做官，要他们各自选一个专业，努力攻读。这样，曾纪泽兄弟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著作，并学习外语和自然学，养成了实干精神。如此明智，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绝奢侈懒惰之心，培养勤、俭、谦、劳精神 曾国藩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他的子女可算得上正牌高干子弟，但他从不为子女谋取求物权。他认为，与其给子女留一份富足的财产，不如给他们良好的习惯。 “一日之计在于晨”，曾国藩不准子女睡懒觉，要他们每天坚持学习，从不间断，而且读书、写作、赋诗和书法四样并重，不能偏废，这是勤；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服不能穿得过于华丽，夜饭不荤，这是俭；不准斥骂仆佣，轻慢邻居，要敬老爱幼，女儿出嫁后要尊敬公婆，不要依父辈权势颐指气使，这是谦；在家里男的要扫地、除草、抬粪、种菜，女的要学习烹饪、纺纱和织布，每年为曾国藩做一双布鞋，看谁做得最好，这是劳。曾国藩要求子女少坐轿，多走路，既保持谦俭之风，又能体察民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子孙们轻金钱，重学问，虽然生活在荣华富贵之中，仍然能保持寒士家风，常保家运，否则，“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言传身教，循循善诱 对于子女，无论在读书还是做人方面，曾国藩要求都非常严格，决不放纵，但他不是一味督责。为了使子孙们听话，他从自身做起，凡要子孙们做到的，他必先做到，为他们树立榜样。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平时有空就读书练字。他的生活很节俭，晚饭也不吃荤菜，一般是蔬菜和稀饭。曾国藩还经常向儿女们总结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说他生平有三耻：不懂天文算学，做事往往有始无终，没有系统学习名家书法，希望他们能雪父之耻。在封建社会，父亲向儿女说出自己的不足，是很少见的。 曾国藩能够根据自身体会，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指导子女，切实中肯，收效也十分显著。他根据纪泽、纪鸿等人的各自特点，分别为他们制定学习计划，开列书单，规定每个阶段的任务，让他们循序渐进地学习。纪泽年轻时有些浮躁，于是曾国藩隔几天就写信提醒，要他注意改进，更踏实、更稳重一点。纪鸿天份很高，从小就机敏过人，深得父亲喜爱，但他不够用功，曾国藩就耐心告诉他：不花苦功，才情再好也难成才。年轻人好胜，样样都想精通。曾国藩又写信劝导他：说人生有限，时间宝贵，“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也”。曾国藩长年在外，无法直接督促子女，写信是他教育子女的主要手段。他也要子女给他写信，越详细越好。他不管多忙，都抽空阅读孩子们的信，考察他们是否长进。秋去春来，纪泽、纪鸿渐渐长大，终成良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