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几百年内被西方学者发展成一种偏狭的文化理论，它认为人生于自然之中，他们创造的文化在各方面必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而文化问题必须在外部的自然条件中求得解释。20世纪初，这个理论在西方遭到猛烈批判而被冷落了。遗憾的是，这种学说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传入我国后便在文化界风行了近一个世纪，直至近年来尚盛行不衰，且大有泛滥之势。研究宗教的学者认为地理环境是宗教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研究哲学的学者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各地彼此迥异的哲学思想和观念。研究政治和文化的学者也竭力试图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他们认为满意的解释。在方兴未艾的区域文化研究中，这种理论更是十分流行。一位作者在谈及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时直言不讳：“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造成两种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1]。另一位作者在分析先秦和古希腊文化差异时也认为“先秦和古希腊文化的差异，首先取决于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文化之源的不同”。[2]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随手翻动时下出版的文化专著，类似的思想便触目可见。现试举几则典型的例子。 一、用地理环境解释宗教观念 在解释古代燕齐地区何以神仙思想比较活跃时，《齐文化概论》一书说：“由于大气环流的影响，东海海滨常出现海市蜃楼，或幻映出山川草树，或幻映出城廓人物……成为对世人特别是君王颇具吸引力的一种宗教学说，逗惹得几代君王到东海中求仙求药”。[3]同样的思想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化史概要》一书中也可看到：“燕齐地滨海，有海市蜃楼的幻想，航海探险的神秘，还有三神仙的传说，在这一文化环境熏陶影响下，燕齐一带出现了各种神仙之士……”[4]2000年出版的大学文化普及性读物《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也支持这个看法，它认为古代神仙崇拜浓郁的燕齐地区之所以兴起那样一种信仰，就是因为它们的海洋环境。史学界将古代燕齐地区浓厚的神仙思想归因于独特的海洋环境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认识并非今人的首创，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提过这种说法，闻一多在《神仙考》中曾批评过这种见解，他说“至于神仙说向以产生在齐，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是由于齐地海滨，海上岛屿及废气都是刺激幻想的对象……但都不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认为齐地神仙思想盛行“与齐之地势海滨毫无关系，神仙并不特别好海”。[5]经过考证后，闻一多个人认为齐地神仙思想盛行和他的种族来源有关。 我们承认，历史上燕齐两地神仙思想仅在战国和秦汉之际异常兴盛，而海市蜃楼则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燕齐神仙思想的产生发展并未与那几乎一成不变的地理环境相始终。再者，我们发现战国之际荆楚的神仙思想也十分浓厚，《庄子》、《楚辞》中记载的仪态万方的神仙形象以及楚人“信巫好淫祀”的风俗便是凭证，然而，在地理环境上荆楚是个远离海洋地区的国家，这说明神仙思想和地理环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最后，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战国时期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时，我们发现神仙思想是弥漫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激烈的社会变革，连年的“战争厮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人普遍滋生了长寿和永生的不死愿望，一些诸侯王更是由于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产生无限的欲望，想长生不老，羽化成仙。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便是典型的代表。“上有所好、下必效尤”。出入侯门，兜售不老之术，骗取功名利禄的一大群方士自然应运而生，燕齐地区的神仙思想也随之不断高涨，而附近的海洋则成了诸侯们寻神访仙，交接“城外高人”的实践场所。因此，海洋并不是导致神仙思想产生的根源，倒是使神仙思想得以归宿的落籍点。 无独有偶，《犹太文明》一书也将犹太教的产生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沙漠作为迦南及其周边一种凸出的地理特征，对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及其思维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西奈沙漠变幻无常的气候现象和复杂奇异的自然景观，为犹大教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温床”。[6]《中国文化地理》一书谈到道教何以诞生在南方楚国时也与“秀丽的山峦，变幻的云雾，奔腾的江河，浩瀚的云梦”联系起来，认为这些自然条件不可能不激起文人的情怀，荡起联翩的思绪，从而创作浪漫主义的作品，所以道教产生在楚国是历史的必然。 任何宗教都是人创造的文化，它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是众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产生宗教的文化背景而在地理环境上寻求原因，这对于解释文字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用地理环境解释政治的统一与分裂问题 把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看成是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今天学者们的首创，梁启超在写《中国地理大势论》时，就用地理环境解释为什么欧洲自古各自独立自治，而中国则一统江山，梁氏认为欧洲“地势纵横，山川华离，溪谷相隔”，天然利于各国独立，而中国则“莽莽三大河，万里磅礴，无边无涯”，天然适合统一。这种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学者。《古代罗马史》一书在解释古罗马和希腊为什么会形成两种政体时说：“罗马境内水系稠密，有波河和台伯河等。国之内部联系较方便，便于统一，不象希腊半岛分割成许多闭塞的地区”。[7]言外之意希腊之所以是分裂的城邦小国，是由于地理形势的分割不利统一。同样的看法在《如歌岁月——古希腊文明探秘》一书中也表达得很清楚。“希腊纵横交错的大山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与地域上的分割……它很容易成为自由和独立的藏身之地”。[8]这种思想几乎充斥所有涉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中。《犹太文明》一书也步其后尘，说什么“由于迦南地区的千差万别，所以迦南不适合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却有利于分裂为各行其事的聂尔小邦。虽然希伯来人一度建立君主国，但中央集权，全国统一时甚短”[9]“把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的复杂程度，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幅员辽阔的中国其地形差异不比迦南更甚吗？为什么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个统一国家？英国学者基托在他的《希腊人》一书中对于把希腊的分裂自治归因于地理环境的论调提出尖锐地批评：“也有一些国家象希腊一样成块的——比如苏格兰——却从来没有发展出城邦系统。反之，在希腊有许多相邻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锡西安，彼此间完全独立却甚至没有让—个现代骑车人感到丝毫不便的自然屏障，而且严格说来，希腊最多山的地区从来没有发展出城邦。……所以我们还得进—步寻找解释”。[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