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2)06-0644-07 1 区域研究的复兴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与组织的急剧变化，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对区域的研究被重新发现，并被作为众多学科的中心议题。以往，人们多将经济区域作为政治经济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与市场、国家、家庭、企业相同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更不会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过程。从80年代早期开始，区域被看作“后福特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观点，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所承认[1]。同时，与生产技术和组织的急剧变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相适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推崇市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转型和经济管制权力向区域的转移，也进一步突出了区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基于80年代以来全球社会经济活动新特点的认识和一些高度垂直分化、富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分析，区域复兴的观点很快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的主流，对区域研究的兴趣迅速增加，并将区域看作是当今协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最先进形式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这种以生产的技术和组织变化为基础、以提高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为目标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导向，便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本文的目的，是在论述经济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特点及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脉络与最新动向，系统阐述“新区域主义”的政策导向，评述“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2 “新区域主义”的特点及理论渊源 2.1 “新区域主义”的特点 按照Lovering对“新区域主义”的批评，“新区域主义”并未形成库恩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范式”[3]。“新区域主义”的倡导者Amin也指出，“新区域主义”既不存在内部一致的经济理论，也不存在一致同意的必要政策行动[4]。但与凯恩斯主义及自由市场主义的政策原理相比，它仍有一些最基本的特征：①基于历史与经验的观点，主张区域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熔炉”(crucible)，因此应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②赞成自下而上的、针对区域的、长期的和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够动员内生发展潜力的政策行动；③政策的关键在于增强“合作网络”(networks of associations)和集体的认识、行动与反应能力；④超越国家和市场的多种自主组织及中间管制形式应作为政策的重要内容。战后西方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其区域政策一直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标准化的、基于激励的和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动的，它们均认为经济成功的核心在于一组共同的因素，如理性的个体，追求最大化的企业家，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等，只是前者重视政府能力的作用，后者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显然，对劣势区域(less favored regions)而言，传统的政策仅仅是在“依赖发展”或“不发展”之间进行选择。作为第三种途径，“新区域主义”认为，层级（政府、企业）对市场、公共对私人等并没有穷尽资源动员的所有组织形式，“网络”或“合作经济”、地方经济的强烈相互依赖性、组织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基于集聚的学习创新等，均具有强烈的区域性，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因此，与传统理论的个人主义方法相对照，“新区域主义”更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基础和区域化特征。 2.2 “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渊源 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60年代的计量革命之后，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对计量革命时期的“空间科学”及其实证主义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也使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传统重新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80年代以来，“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人们对区域的地方性(locality)和结构性的认识，地方性提供了相互作用的空间场所，而结构性则主导着人们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时空过程[5]。“新区域地理学”的积极倡导者——英国著名地理学家Massey和Cooke则进一步将区域看作是“地域体”(territoriality)——“大多数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由各种不同的个人、团体和社会利益在空间上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力量和动因的总和[6,7]。显然，“新区域地理学”对“区域”性质和作用的重新认识，为“新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相互交叉与互动的新时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在理论互动中也对区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新区域主义”有着多种理论渊源。 2.2.1 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认为，市场是社会建构的，经济行为根植在个人相互关系的网络中。1985年，社会学家Granovetter借用并发展了Polanyi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概念，提出一切经济活动均是根植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认为经济行为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生活是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起源未必源于理性，而是社会历史的遗留，网络的属性，如信任与合作的程度、网络连接的强弱等，决定和影响着经济行为及其结果[8,9]。 2.2.2 制度经济学 作为非正统的制度经济学，近来日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和重新发展[10]。以Veblan和Commons为代表的旧(neo-)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是由持久的集体力量塑造的，因此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基于个人偏好的市场体系。这些集体力量，不仅包括像法规、法律、组织等正式制度，也包括像个人习惯、社会习俗、价值规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在一个信息非对称、市场不确定、知识有限的现实经济环境中，正是这些制度对组织与个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才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正是制度的持久性及其对个人和组织的网络行为的强烈影响，才使人们对经济生活产生了路径依赖和环境依赖的认识。另一方面，以Coase和Williamson为代表的、以新古典经济学假说为基础的新(new-)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市场和等级组织均是协调生产关系和劳动市场的有效形式，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对于给定的生产活动，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最优实践”，市场、技术和生产组织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根植于相应制度环境中的系统，社会政治组织是任何有效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根本基础。因此，虽然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说不同，但均强调市场、技术、生产组织等经济生活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环境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