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技术和创新传播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可云(1964-),男,湖南临湘人,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西方区位理论、区域经济关系与政策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地域研究与开发

内容提要:

新古典区域经济学有关区域间技术与创新传播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从理论上分析,等级传播与波浪式传播是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的两种主要方式,在这两种不同传播与扩散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间技术与创新传播的样式有所不同,且其影响也不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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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02)04-0001-06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区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来解释,而应归功于技术与创新进步,而且技术与创新的贡献份额有增大的趋势。可以说,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区域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区域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吸收其他区域创新的能力。当一个区域自身创新能力有限时,接受其他区域创新技术传播就对区域利益增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技术在区域间的传播肯定会改变区际关系格局,特别是发达地区技术创新成果在落后地区传播有利于改善区际关系。然而这种有利的传播并非像传统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而且现实中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常现象,即落后地区研究开发出的技术不是在当地而是在发达地区转化。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而在东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中,技术与创新由东而西传播又是合作的重要内容。那么,何种方式的传播最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呢?不同的传播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影响呢?应采取何种政策适时推动东部地区的技术转移呢?这些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文章从评价理想的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理论入手,分析两种主要的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方式和其影响,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结论。

      1 理想的传播理论及其局限

      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危机前,经济发展的地理分布被认为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且试图改变这种分布是徒劳的。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区域经济非均衡不过是一般经济自动均衡体系中的一个暂时性问题,因而区域研究没有必要。这令著名经济学家P·萨谬尔森大为感慨地写道,“空间问题在经济理论中是如此地被忽视,以至于就其本身而言这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1]。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甚至将区域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最后前沿”[2]。

      1.1 技术与创新的区域非均衡

      技术与创新的空间分布是不平衡的,而且技术与创新的传播是不均衡的。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技术与创新的区域差有可能被放大。

      然而,波茨(G.H.Borts)与斯坦(J.L.Stein)曾认为,在竞争条件下,每个利益主体都可自由地享用技术进步成果[3]。当考虑空间因素时,这一观点便显得极其粗糙。区域自由竞争存在障碍,技术应用的风险与收益存在区域差,而且技术应用本身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任何区域都具有创新能力,也不是任何区域都具备接受技术转移的能力,创新不可能在所有区域以同样的速率同时传播。总之,技术创新一般发生在人口与经济活动密集的大城市地区,在其应用期只为一部分区域所利用,而其他区域则要等技术标准化后才能利用,也就是说区际技术传播具有不对称性。此外,某些创新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门槛条件,如门槛市场、门槛技术劳动力、门槛资本等,相对于这些门槛而言,部分区域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应用这些创新成果。

      1.2 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技术与创新传播的理论及其缺陷

      认为技术与创新可在区域间充分传播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①自由竞争;②生产要素充分就业;③资本与劳动力充分流动。事实上,这3个条件在现实中是很难成立的。

      新古典区域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认同波茨与斯坦的观点,而且进一步认为,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有利于落后地区,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趋同趋势。R·塔穆拉(R.Tamura)曾建立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试图说明人际、区际与国际的收入趋同。他认为行为人具有同样的偏好和获取同样的生产技术与投资的机会,只是初始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在技术投资中,人力资本存在外溢效应,这将给平均水平以下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带来较平均水平以上人力资本的行为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平均水平以下人力资本行为人的收入将比平均水平以上人力资本行为人的收入增长得更快。收入趋同是由于人力资本趋同。而人力资本趋同的原因在于知识获得与传播方面的产权不完善以及教育和研究方面。社会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任何个体就越容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拥有平均水平以下的个体受外部效应影响所接受的利益要远高于平均水平以上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在一个异质行为人经济中,具有最高数量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可视为处于知识前沿,对这类行为人来说,其拓展前沿很难,而具有较低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可视为需要现在的知识。一旦一种思想被发现,就不需要重复不断地再现,但需要学习。趋同的原因在于平均水平以下人力资本的行为人从学习中获得最多。若在区域间存在外溢效应,则区域间趋同就不需要人口的区际迁移[4]。

      实际上,塔穆拉认为区域经济趋同的关键在于落后地区在人力资本增进与知识获得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即落后地区可通过发达地区的外溢效应和自身的学习过程获得比发达地区更快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从而在技术和经济等方面赶上发达地区。塔穆拉的模型强调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缩小区际差距中的作用,但他与其他新古典区域经济学家一样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他们想象要素是完全流动的,不需要付费的。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是有选择的,且落后地区接受发达地区的技术与创新传播必须付费。

      2 传播的方式

      技术创新及其在区域间的传播是不均匀的,那么创新是如何传播的呢?不同学科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创新传播理论。著名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rdson)将创新传播理论归纳为四类,即数量地理学家建立的社会经济现象空间传播理论、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以交通运输网络为核心的归纳模型、经济学家提出的以盈利性为标准的创新传播理论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家提出的等级传播理论[5]。而且理查森认为这些理论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技术与创新的时空传播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一般的波浪传播,即从创新源向四周呈放射状扩散;二是等级传播,即从高级中心向低等级中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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