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3)03-0111-07 曾经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肆虐的法西斯主义，无疑是现代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政治体 制。其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大众传媒的垄断。他们在宣传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 该体系特点突出，它力图统一全民思想，提出极权主义的口号，树立元首或领袖的神话 ，在方式上具有侵略性、好战的特点，对所有敌人有不共戴天的敌视[1](p77-78)。有 学者认为，纳粹德国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的产物，是第一个建立了全球产生深刻影响的 国际宣传组织的国家”[2]。同时，纳粹党人也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这独一无二的宣传 组织中。纳粹的报业政策，充分体现了纳粹宣传体系的特点，但是与该体系中的另外两 种方式(广播、电影)相比，又有自己值得分析的地方。 本文选择纳粹德国二战前(1933～1939年)报业政策作为分析对象，基于以下三方面的 考虑： 1.笔者认为，纳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最高、最完整的表现形式。以纳粹德国的报业政 策作为分析对象，更能够对整个法西斯宣传体系得出一些总体性的看法。其他法西斯政 权的报业政策特点或方式，在纳粹德国身上都有所体现；而纳粹的某些东西其他法西斯 政权不一定具有，因此分析纳粹的报业政策，更有可能得出新的发现。 2.关于法西斯宣传体制中的广播、电影，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多了。而对于德国 法西斯报业政策的研究还不多。笔者希望能够从自身的水平出发，做出一些合适的探讨 。 3.笔者认为，德国战前的报业政策是最为单纯地反映了法西斯宣传体系特点的。而193 9年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纳粹的报业政策就成为法西斯宣传和战时宣传的融合体了。分 析战前的报业政策，更能够抛开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充分挖掘德国报业政策背后的东 西。 一、纳粹德国政府针对报业政策概况 纳粹政府针对报业所进行的管制，是渗透到各个方面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合 法化的面目出现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德国人民，也使得纳粹的报业政策得 以顺利实施。从纳粹对德国报业的管制上看，他们并不一定拙劣而露骨地直接控制，而 在某些时候通过法律和代理机构来实施。 (一)行政管理 纳粹控制报业主要通过宣传部来实现。在这个层面上，戈培尔是作为整个新闻界的“ 沙皇”出现的。一到合适的时候，戈培尔就要对新闻界发表一通讲话，新闻界，包括报 业都必须遵循戈培尔讲话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方针。戈培尔就任宣传部长之前，曾经对报 业代表发表演说：“政府认为报纸必须协助政府；为达到此目的，报纸批评有时当属必 要，但这种批评，绝不许可使其他国家用来不信任德国政府。因此，政府期望报业在国 家宣传部的领导下发挥其职能。”[3]戈培尔刚上任宣传部长，就对新闻界说：“正如 我早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新闻界不仅要发布消息，而且还必须发布指示。在这里，我首 先要奉劝已公开声称为国家的报刊。你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况：新闻界被组织 得那么好，以至于它在政府的手里可以说是可随意演奏的一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 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4]不久，他又得意地宣称：“现在斗争 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完成 一个宣传杰作。”[5]戈培尔还警告过德国新闻界，他们不能放纵破坏性的批评而必须 在重建革命中积极配合，“批评的自由以及类似抨击政府政策的东西在新政权下都是不 允许的”[6](p83)。 纳粹对报业行政管理最普遍的手法就是直接控制。比如对敌对报纸的没收、关闭，强 迫纳粹党员订阅纳粹报纸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报纸就是通过直接控制的方式被纳 粹党消灭的。纳粹政府对待违反政策的报纸，制裁非常严厉，有时是直接没收报纸财产 ，或者将负责人送进监狱或集中营。戈培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威胁说要把任何胆敢 “亵渎国家重要新闻程序”的人投进监狱[7](p71)。1936年《埃森总汇报》(EssenerAllgemeine Zeitung)被暂停发行期间，发行人吉拉德特博士和执行主编、编辑主任等 曾一起被保护性监视。1934年，《格吕恩邮报》编辑厄姆·维尔克由于抱怨宣传部的官 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纸变得干巴巴的，立即被戈培尔撤职，送往集中营，报纸也被 停刊三个月。 宣传部经常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一些指令。这些指令详尽地向记者们讲解如何从事他 们的工作，多达数10页，它要求记者们依照政府想要他们了解的事件进行报道。这些指 示涵盖了纳粹党基本路线的每一个方面。如1935年4月的一份指示禁止刊登政府领导人 在宴会上喝酒的照片。它的解释是：“公众已形成这样一个极端荒谬的印象，认为政府 官员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8]1938年5月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一份指示要求新 闻界把捷克人在边境挑起的任何事端“以小化大”。1938年11月“水晶之夜”过后，一 份指示急忙命令各家报纸淡化肆无忌惮的暴力摧毁活动，而强调人民对犹太人的“普遍 愤懑”。宣传部的指示甚至对报纸上的分类广告都有规定。戈培尔就曾警告过各家报纸 ，不允许他们刊登为无子家庭寻找佣人的广告，因为纳粹政府的家庭政策鼓励尽可能多 地生育孩子[7](p69-70)。 对于非敌对报纸，纳粹针对不同性质的报纸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希特勒在宣布封闭社 民党和共产党报纸之前，曾经暗示过，他不会仅仅在纳粹党喉舌的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政 府和处理国家事务；他需要“在国家乐队中，小提琴与其他乐器同时存在”[6](p83)， 特别是那些享有声誉和与国外存在联系的报纸。纳粹掌权之前，德国地方报纸势力非常 强大，纳粹上台后，主要通过大区领袖对地方报纸进行控制，他们禁止党内官员和非党 报纸合作，不允许党内官员向后者提供信息或邀请他们参加党务会议。这种情况在德国 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尽管中央政府或纳粹党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正式下达过 强制订阅党报的通知，但是大区领袖却把这当成既定政策并在所辖区域内推行，于是地 方报纸独立发行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始终处于与地方党报不公平的竞争中。他们得不 到来自任何组织的支持，处于孤立状态。沃尔特·耶内克博士曾指出：“对于地区报纸 发行人而言，与来自大区和中央当局的压力作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孤军奋战，没 有一个组织支持他。当他们屈从了压力，大区领袖或者温克勒的代表就会立即出现，‘ 热情’地建议他出售纳粹的报纸。”[6](p193)正是这种境况，使得许多小发行人屈服 于压力而出售纳粹的报纸，或自愿被并入地方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