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1.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5-0116-07 一 变革的呼声四起 19世纪初的西班牙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 小型工厂，和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相比，有着很大差距。在全国的300 多万自立人口中，贵族约40余万人，僧侣则为17万人左右，两者加起来，也只占很小的 比例。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财富：前者共管辖17个城市、2538个城镇和8818个村庄；而 后者则下辖有3个城市、402座城镇和1280个村庄。可以说整个西班牙都在他们手中。( 注：P·维拉尔：《西班牙史》，法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在农村则存 在着浓厚的封建生产关系。贵族拥有的土地多达1800多万公顷，而教会占有的土地则为 590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1%和17%。而广大的农民则缺地或少地，或者根 本没有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依附地位。(注：C·E·查普曼：《西班牙史》， 纽约，1927年，第414页。)天主教在西班牙享有种种特权。1808年时，全国共有3万个 修道院、1.9万个供弥撒用的教堂和近10万个各种等级的神职人员。教会不仅经济上富 有，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很大影响，常能左右全国政局。(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3页。) 19世纪初的西班牙可说是个赤贫的国家。自18世纪末起，国库便常年空虚，几乎每年 都是入不敷出。最初是年财政赤字1.5亿里亚尔，1797年便猛增至8亿里亚尔，1801年又 达到12亿里亚尔，1807年竟为70亿里亚尔，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从18世纪 初开始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已日趋没落。查理四世夫妇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首相 掌握着朝政，他们不仅独断独行，专横霸道，而且昏庸无能，闭关自守，拒绝一切革新 。此外，王太子斐迪南还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王后玛丽亚·路易莎长期不和，经常明争 暗斗，搞得整个马德里宫廷不得安宁。在国际舞台上，西班牙由于国力不济，只能追随 法国，充当拿破仑的小伙伴，卷入英、法两国争霸欧洲的战争，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严 重损害了本国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大冲击，它唤醒了西班牙人民的觉悟。当时有人记叙道 ：在马德里“充满了即将暴动的征兆……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是法国人把那些不能管 理国家的老爷们赶跑的时候了，让他们来吧!我们很高兴接待他们’”。人民开始走上 街头，表达对腐朽政府的不满。1793年，群众在马德里街头集会，抗议戈多伊首相的专 横。1796年，马德里的洗衣妇公开谴责王后的奢侈无度，虽遭镇压，但却引起很大反响 。不仅下层人民开展反政府的斗争，而且上层社会也不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1807年， 卡斯蒂利亚议会公开抨击由戈多伊授意而颁发的一份国王训令，大声疾呼：“陛下!从 您长久陷在那里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吧!是时候了，已经是您摆脱那两个缠绕着您的 微不足道的淫男荡女的时候了!”(注：伊·伊林娜：《哥雅评传》，美术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0页。)，把矛头直指王后和戈多伊首相，表明波旁王室在人们的心中已威 信荡然，体面全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出来宣传进步的思想，鼓吹进行 社会变革。 本笃会神父本尼托·热罗尼姆·菲依霍(1676—1764)最早出来倡导理性，猛烈抨击迷 信和愚昧的思想，他可以说是西班牙启蒙思想的最早倡导者。彼得罗·康波曼内斯(172 3—1802)是一位重农派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他曾担任财政大臣一职达25年之 久，主张不能仅靠美洲的金银财宝来维持西班牙的生存，而应通过发展农业来促进本国 经济的增长。康波曼内斯在任内积极推行粮食自由的政策，加强了宗主国和美洲殖民地 之间的联系，使双方均能从中受益。他努力研究祖国的历史、法制和法律诸问题，反对 盲目仿效法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西班牙的教育事业一度很有起色。加斯帕尔·霍韦 利亚诺斯(1744—1811)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生都为西班牙的改革事业奔走呼号，深 得人民的爱戴。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一贯强调：“国民教育当然是国家的一项紧急 任务，任何一个乡村，任何一个市镇都不应当没有学校。任何一个穷人也不应当被剥夺 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国民教育是增加国家力量和荣誉的最简单的方法。”霍韦利亚诺 斯曾任法官，并曾在财政部供职，同时又从事文学创作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经济思想 上，他最初推崇重商主义，后来转而拥护重农学派，最后则成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因 思想激进，霍韦利亚诺斯于1788年遭流放，期间创立了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学院”， 宣传启蒙思想。1795年，他正式提出有关土地改革的备忘录，主张将教会的土地无偿分 配给农民，取消长子继承权，农村公社的土地则应出售给农民，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注：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1808—1917》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第19 页。)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不少进步人士的赞许，但同时也招来反对派的仇恨与迫害。 他于1801年被捕，囚禁于巴利阿里群岛，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但他不畏强暴，公开致函 查理四世，庄严宣称：“压迫我这无罪的人，就威胁着全西班牙的无罪者；取消了我的 自由，也就威胁着我所有同胞的自由。”1808年半岛战争开始后，霍韦利亚诺斯才获释 ，随即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曾在中央洪他中供职，后因积劳成疾，于1811年去 世。 何塞·曼尼亚诺(1728—1808)具有自由主义倾向，长期在政界活动。自1777年至1792 年的15年间一直担任首相职务，最后被册封为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其间他在政治上取 缔了耶稣会，并将耶稣会教徒全部逐出西班牙。在经济上则努力修筑道路，开凿水渠， 改善城市设施，颇有建树。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却成为一个道 地的保守派，顽固地反对在国内进行任何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