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4-0055-07 在罗马—拜占庭的长期历史中，即自戴克里先时期到1204年西方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 堡期间，执事官制度的兴衰是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注：执事官，英文为master of offices，拉丁文为magister officiorum。该译名借鉴于列夫臣科《拜占庭》，三 联书店，北京，1959年版。徐家玲在其“查士丁尼与拜占庭专制皇权”(《古代王权与 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一文中，曾将此词译为“总理大臣 ”。经过本人深入研究，感觉上述译法不能涵盖执事官的特点。故仍取列夫臣柯的译法 。)最初，在戴克里先时代，执事官没有什么特殊地位；从君士坦丁王朝之后(4-6世纪) ，[1](P6-12)执事官们的权力不断膨胀，成为帝国文官中地位最显赫、影响力最大的朝 廷重臣，其权力触及到政府和国家众多不同领域。[2](P1)7世纪以后，执事官的权力不 断衰弱，其把持的权力也逐渐转移至其他宫廷官员手中，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头衔，沦为 宫廷礼仪中一个普通队列成员。 执事官制度在早期拜占庭的兴衰，长期以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拟就执事官 制度自产生至其高峰期的职能加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它在早期拜占庭皇权专制形成过 程中的特殊作用。 “执事官”一词的拉丁文名词是“magister officiorum”，而“magister”的头衔通 常授予那些“睿智明理、责任心强，并拥有特殊监督权”的人。[2](P5)“magister of ficiorum”则是戴克里先之后出现于宫廷机构中的特殊人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柏里在 《剑桥中世纪史》中如此描述执事官：“执事官，穿着白色金丝镶边紧身上衣，戴着镶 金斗篷，系一条玉石腰带”——这是皇帝所授的“权力的象征。”他是帝国最高等级的 官吏，“提起权力就会联想到执事官的影响”。[3](P20，21)执事官所拥有的无限权力 ，是他在强化皇权专制的特别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效保障。 一、执事官制度的形成 “执事官”这一官衔的起源时间不是很确定。史料记载中第一次出现领有该衔的人物 是利西尼厄斯时期的马丁尼亚努斯(Martiniaus，307-324年任职)。他在利西尼厄斯与 君士坦丁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曾被利西尼厄斯封为恺撒。但是，由于公元324年 君士坦丁最后取胜，马丁尼亚努斯也与他的恩主一起被杀。[2](P24)5世纪时修订颁布 的狄奥多西法典中提到，君士坦丁皇帝时期，有过数位“执事官”，但那时，他们的官 衔是“tribunus et magister officiorum”。而关于“master of the offices”的最 正式的文字记载实际上出现于君士坦丁皇帝的后人康斯坦斯时期，一则纪念弗拉维乌斯 ·尤金尼斯(Flavius Eugenius)的铭文上记载，他在346年被任命为执事官。[2](P25) 显然，至少在君士坦丁和利西尼厄斯内战时期，罗马帝国的东方和西方都有一位“执 事官”。据此推断，执事官这一名称之出现不应迟于戴克里先时期，而且他的任职场所 就是在奥古斯都(皇帝)的宫廷中。就是说，有几位奥古斯都，就会有几位执事官，恺撒 似乎无权拥有执事官。[2](P33)据相关史料披露，戴克里先时期的执事官是半军事性质 的官员。当戴克里先按照军阶在宫廷官员内部划分等级时，其最高管理者(相当于中国 古代的吏部主官人员)就被称为“the master of offices”。[2](P23，25)324年，君 士坦丁在战乱之后重建了罗马帝国，决定将首都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岬角古城拜 占庭。虽然真正的迁都时间是公元330年，但实际上，君士坦丁重建罗马帝国的总体方 略已经从这时开始，因此，这一年可视为是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开端。[1](P6-13)君士坦 丁在结束内战重新统一帝国后，解散了过去的禁卫军，重新组建了7支宫廷禁军(scholae)，并任命执事官统辖所有各支禁军长官(tribuneus(注：Tribunus一词旧译为 “军事保民官”，词根源自“部族”(Tribus)，在共和时期应该是部族或氏族的代表， 兼有行政和军事领袖的职能。罗马帝国时期一般称军团的指挥官为Tribunus，亦或译为 军团长；但在戴克里先时期，tribunus只是对一类半军事性质的官员之称呼，代表一种 职级和身份。))。[2](P26-27)后来，为了抑制各大区总督(preatorian prefect)的地 方势力膨胀，保证皇室的稳定和安宁，皇帝不断扩大执事官的职权，以监督和削弱各大 区总督的权力，从此，执事官成为皇帝从事专制统治所能依赖的有力膀臂。从君士坦丁 王朝到查士丁尼王朝，执事官的权力日益坐大，其所管辖的方面也越来越多，逐渐成为 帝国最重要的官员。 为了保证自己家族对帝国的控制权，君士坦丁放弃了戴克里先时期确立的“四君共治 ”体系(四头政治)，将自己的子侄们封为恺撒，使之分别驻守在高卢、意大利、伊利里 亚和东方大政区，每个恺撒都由一位禁卫军长官(后称大区总督，即Preatorian prefect)相辅佐，[4](P48)并剥夺了他们的军权，使之成为纯文职官员。而所谓禁卫军 长官，曾经是中央政府中掌管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的最高官员。随着它的权力之分散 到四个地区，皇帝需要树立另一位中央集权的代表人物，于是，执事长官的地位开始扶 摇直上，发展成为帝国官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层次。[2](P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