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前，在一家著名的文摘报上，读到一位长期驻国外的资深记者介绍俄罗斯的文章，其中讲到，“俄罗斯人历来强悍尚武，不论1812年抗法战争，还是1941—1945年卫国战争，俄奸屈指可数”。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也不谈1812年那场抗击拿破仑的俄法战争，仅看1941—1945年这场卫国战争，说这场战争中“俄奸屈指可数”，是不确切的，也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因为这家文摘报发行量很大，而它又是从一家发行量同样很大的报纸上，将此信息摘录下来的。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信息应该予以纠正，否则，话从有影响者的口中说出，往往会被当成“确论”流播出去；任有违史实的信息传播总觉不好，所以想借贵刊一角，对二战中有关苏联军队和居民中附敌叛逆情况加以披露。 首先应该看到，任何国家在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出现附敌叛逆现象，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胆小怕死者，都有不齿于人的败类。所以，“附敌叛逆”问题是二次大战中不少国家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法国有贝当政府，中国有汪伪政权，北欧的挪威、丹麦都有归附德国的政权存在。除了这些附敌的政权外，各国都还有投降敌人、为敌服务的一批投降附敌分子，或称法奸，或称汉奸、挪奸、丹奸，等等。 那么，苏联在二战期间有没有投敌附逆现象?“俄奸”究竟有多少?是不是“屈指可数”?让我们看看俄罗斯近年的研究情况。 苏联解体前，这是一个极为敏感尖锐的问题，在苏联是禁止研究的。以前，在苏联学者写的伟大卫国战争史中，一向只讲全民上下一致，同仇敌忾，奋勇抗敌，仿佛全国是铁板一块，没有什么消极现象可言似的。实际上，苏联战时各个社会阶层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在农民、战俘和少数民族中，除顽强抗敌，保卫祖国，表现英雄主义、民族气节的一面外，在一部分人中也严重地发生了“附敌叛逆现象”。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前几年曾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在近年出版的一部二战史著作前言中曾说：“附敌问题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也没有能在苏联得以避免，而且它在我国有着一系列的独特之处和特点。”(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热点问题》，莫斯科1995年版，第14页。) 丘巴利扬称苏联的“附敌叛逆现象”有其“一系列独特之处和特点”，主要是指这一现象同其他国家相比，在苏联有其相当的规模性和严重性。据这位学者提供的数字，战时投敌变节，直接在德武装部队中服役的有70万到100万苏联公民；此外，还有被俘苏联军人的一部分被编入德寇警务部队中服役，加上在敌占区为德寇地方行政机关服务的苏联公民，达20万到30万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热点问题》，莫斯科1995年版，第12页。)这就是说，按俄罗斯史学家的统计，战时苏联总计附敌人员达100-130万之多。而据德国史学家统计，此数则为200万。(注：《另一场战争(1939—1945)》，莫斯科1996年版，第320页。)按照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资料，在西欧各国组编在德军中的民族军团(附敌军团)有176万人，而在苏联组编的附敌军团就达196万人。此外，另有苏联附敌人员组编的9个师协同德军作战。这9个师包括：西乌克兰1个师、波罗的海地区3个师、白俄罗斯1个师、弗拉索夫指挥的2个师，以及由哥萨克人组成的2个师。(注：《另一场战争(1939—1945)》，莫斯科1996年版，第324页。)至于为德寇效劳的政治组织，曾建立有乌克兰拉达、白俄罗斯拉达，以及各种民族委员会，包括北高加索、土库曼斯坦、鞑靼、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等等。 当然，这些附敌人员不能都被称为“俄奸”。这些附敌人员中有大量被括携的分子，只有其中的败类、骨干分子、坚决为侵略者效劳的分子，才能定为“俄奸”。但即使如此，二战中俄奸的绝对数量也不少，非但不小，而且相当可观。因此，绝不能说是“屈指可数”。 俄罗斯史学家认为，重要的是要研究苏联出现这一“附敌现象”的根子和原因。苏联的“附敌现象”规模如此之大，除了具有世界各国普遍性的原因之外，还有苏联本身的特殊性原因。按照一些俄罗斯史学家的看法，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苏联的“附敌叛逆现象”是本该规模小一些的，原因是：1.斯拉夫民族被希特勒列为“劣等种族”，德国党卫军对斯拉夫民族歧视、迫害严重，不象北欧的挪威、丹麦民族那样，与日尔曼民族相近。2.苏联只被占领了一部分还存在着强大的军队和政权，不像西欧一些国家那样，已被德军完全占领，遭到了亡国灭种之灾；3.苏联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存在私人企业家，这个阶层在敌人占领下，为保护私人财产，往往容易投降附敌。在苏联，以上这些，应是抑制“附敌现象”的有利因素，但为什么反而发生了比西欧一些国家更为严重的“附敌叛逆现象”?其原因究竟何在?俄罗斯史学家认为，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了30年代：30年代初的“强制集体化”和驱赶“富农”，1932—1933年强迫征粮和大饥荒，3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领域、国家机关、军队当中的大清洗，以及后来在一些民族地区进行的民族迁移，等等。因此，苏联所以发生这样规模的“附敌现象”，正象俄罗斯学者所说，“在许多情况下，是斯大林体制的后果所造成的”。(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热点问题》，第12页。) 需要说明，苏联的“附敌现象”至今仍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过去则是一个禁区，很少有人敢于涉足。以前苏联官方一向说，“全民一致”，投敌人数微不足道。近年主要依据德国史学家提供的档案资料，才提出了“附敌叛逆现象”。俄罗斯史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刚刚是个开始。 当然，苏联的“附敌叛逆现象”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寇的英勇斗争，更抹煞不了苏联在二战中的伟大胜利。但是，苏联战时的“附敌叛逆现象”也发人深思，不能不使人提出了以下问题：1)以前是否对苏联党和国家战前在群众中的思想教育工作估计过高?固然，不能因为发生了“附敌叛逆现象”而否定联共(布)过去在群众中进行的大规模的思想教育，但由此毕竟可以看出，这种教育存在着一些缺陷。起码是苏联的现实状况抵消了这种教育的效果。2)过去人们对战时苏联多民族国家的形势是否估计过于乐观?战时苏联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战前联共(布)少数民族政策的错误，战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部队，有较严重的附敌叛逆现象。甚至有成连、成排人投敌的。对此，斯大林十分清楚。因此，他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严厉的政策，取消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国家建置，并迁移、放逐了上百万人。这样处理，显然是个严重错误。即使在少数民族中，附敌叛逆的也是少数，这样流放、迁徙十多个民族，人数如此之巨，显然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联共(布)政策失误还表现在，尽管苏联附敌叛逆人数较多，但打击面过大，对500多万被俘和遣返人员以及千百万敌占区居民过多加以怀疑，直到1956年6月才取消对所有战俘案件的审查。(注：《另一场战争(1939—1945)》，第319页。)这样做的结果，在群众心理、社会意识上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