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以下简称“吴文”)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历史研究》第5期上,11月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摘登了其中的要点。郑异凡先生就拙文中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并与我商榷(见同期《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简称“郑文”)。郑先生是研究苏联历史的著名学者,笔者非常高兴就此问题请教郑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但学界对这句话有两解:一是认为斯大林时期杀人太多,甚至达几千万人,这个制度属于“暴政”,因而必然解体;二是认为由于被肆意歪曲、夸大的镇压人数被当作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了苏联的解体。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既然郑文与吴文都冠以“考证”的题目,那么,关键就不仅在于说清楚被镇压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数据的权威性。“考”者,追根溯源也。它来源于何处,是权威机构的原始、档案资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转抄的资料。 一、“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镇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镇压时期”、也就是“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搞清楚:在苏联,谁是“大镇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本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的观 点似乎与郑文中所说的“从1928年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不同。他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注:《苏共中央通报》(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年第3期。顺便指出,笔者这里引用的是赫鲁晓夫报告原件。而中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附录中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恰恰漏掉了他的关于事情发生年代这句话(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56页)。)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注:《真理报》(Правда)1987年11月3日。)。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注:《俄罗斯历史1917—1991》(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17—1991),莫斯科1997年版,第3页。)。尽管关于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年、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注: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但是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其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注:原文为:“从1937年6月开始的整个大清洗时期大约一年”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的《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注:周尚文、叶书宗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注: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镇压”这个提法的(注: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第517页。),而没有像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当然可以改变对镇压起止时间的观点,但起码应当说明理由。郑文却又没有对此作专门论证,这就很难令人信服。 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执政年代就不存在镇压无辜者的问题,也不是说不可以研究整个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个时候有镇压行为就可以冠之以“镇压时期”。如果把苏联整个20世纪30—50年代都称之为“镇压时期”,甚至“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则完全不符合这段时间历史发展的全部情况。 (二)大清洗人数统计范围 1.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郑先生表示他“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对“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在郑文列举的被镇压人数中,既包含所谓“背叛祖国、进行暗杀、充当外国间谍”……的犯人(郑文称之为刑事犯或国事犯),也有“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人”。这里郑文存在一个概念问题: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后者也叫刑事犯,两者之间有无区别?的确,在郑文引用的统计数字里我们看不到对此的分类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