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 ，在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学术机构(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 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 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注：这些机构的英语名分别为：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Harvard Program on Cold War Studies,Cold War Studies Group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GWCW),Cold War Studies Program a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以冷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同冷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 相比较，这些新成果在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有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抓住了前苏联及一些 东欧国家档案解密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料开放的历史机遇，在研究方法、范畴 、视角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很大突破，从而产生了被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路易 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学术新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 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注：关于盖迪斯就“冷战史新研究”所作论述，参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81—295；关于由盖迪斯看法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的争议 ，参见Richard N.Lebow,We Still Do Not Know!Diplomatic History,vol.22,no.4,19 98,pp.627—632;Melvyn P.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Kno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4,no.2(April 1999),pp.501—524。)。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对 目前仍在发展之中的这一学术现象提出批判性的评述，并就其对冷战史研究在中国进一 步开展的涵义进行讨论，以就教于同行与读者。 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 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 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是“正统派”(The“Orthodox School”)或“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 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 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 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注：关于“正统派 ”可参见Authur 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46,196 7,pp.22—52;Jerald A.Comb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220 —234;Geir Lundestad,Moralism,Presentism,Exceptionalism,Provincialism,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Diplomatic History,vol.13,no.4(Fall 1989),pp.527—546；亦参见尹良武《冷战史 学管窥》，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 7—355页。)。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The“Lost China”Thesis)在美 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 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 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注：关于“失去中国论”的典型例子，参见Anthony Kubek,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Chicago:Regnery,1963。)。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 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 了重要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