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

作 者:

作者简介: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贵州 贵阳 550001 娄贵书(1954-),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8、9世纪,适应武士群体战争实践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 的建立而成为制度的道德规范,17世纪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又成为信仰的道德规范。19世纪后半期,由于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武士的道德规范发 展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武士道以利益为杠杆,靠生命来体现,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 精神资源,驱使臣民以统治者的意志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日本人1000多年的历史创 造中,武士道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和强调忠诚的“献身之道”,逐渐与日本民族文 化、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沉淀为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 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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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2-0076-09

      1899年,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 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 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1]1984年,相良亨教授也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 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 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 统伦理意识的大半。[2]美国学者认为: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 代表,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新兴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3] “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已成了国 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4]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 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5 ]我国学者也说:武士道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6]

      本文拟通过从平安时代主从道德到近代武士道的历史轨迹,揭示武士道因何而来,何 以需要以生命来体现,何以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和不可估量的物质化能量,何 以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

      一、平安武士道

      武士道是武士群体在战争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产生于8、 9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大化改新后,国家在推行土 地国有制的同时,又授予官僚、贵族和神社、寺院一定程度私有性质的位田、职田、赐 田和神田、寺田。723年和743年,朝廷颁布“三世一生法”、“垦田永世私财法”,于 是,贵族、官僚、豪强和寺院等乘势抢夺土地,建立庄园。9世纪中叶,不少庄园已取 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10世纪,又取得排除国衙官吏干涉庄园内部事务 的权力“不入”;12世纪,“不输不入权”庄园随处可见。

      争夺土地资源之时,中央集权制解体、天皇大权旁落,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形态—— 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先后登场。8世纪,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臣镰 足的后裔藤原氏,首先抢夺天皇权力,建立外戚政治。9世纪中叶,藤原氏又在外戚政 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摄关政治,形式上辅佐天皇的摄政、关白大权在握,视天皇为傀儡。 1086年,退位天皇——上皇行使政治决定权的院厅政治取代摄关政治。

      庄园兴起后,庄园主与庄民、庄园主与庄园主、庄园主与国衙官吏的矛盾斗争愈演愈 烈,而国家又丧失了解决矛盾斗争的权威和力量。这样,冲突各方便以武力为杀手锏。 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纷纷组织起以自己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国司 、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也以当地富家子弟为主建立自己的武士组织——郎从、 郎党和家子。就连佛教团体也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僧兵,比睿山天台宗延历寺僧 人和奈良兴福寺僧人都有相当强大的军队。

      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已在战争中发展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10世纪,形成以在 乡领主为核心的地区性军事集团——武士团。在众多武士团首领中,出身皇族的源氏和 平氏号召力最大,势力最强。“11世纪前半期,称为‘武者’、‘武士’、‘兵’等军 事专门家阶层异常活跃,并形成以此为‘家业’的‘武勇之家’、‘兵之家’等家系。 ”“当时的武士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弓马之士’确实体现了武士的 特征。”[7]

      在武士阶级内部,主从关系是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主从关系是封建 社会中基础的社会关系,它制约、规定封建社会几乎全部的社会意识。”“忠、恩、奉 公、名、耻等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基于主从关系之上产生的。”[8]主从关系既是主人和 从者的互惠关系、契约关系,又是基于权力的支配与服从关系,主君居绝对的优势地位 。“支配者主君的势力和被支配者从者的势力之差悬殊极大,主君的支配波及从者生活 的方方面面。”[8]一经托身主人,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寄托在主君身上 。

      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主从结合是利益的结合”[9],“首先始于物 质报偿。”[10]“主君用其财产的一部分与从者的生命交换。”[8]发生战争时,主人 往往“以恩赏作诱饵钓取忠义”。“承平、天庆之乱时,平良兼欲讨灭敌人平将门,向 属下郎等表示,要‘积米谷以增勇,分衣服以拟赏’。《将门记》”[10]大量报告战功 、要求恩赏的文书——军功状的存在,雄辩地说明主从关系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 说明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 手段。”[11]

      武士道的雏型——平安主从道德,就是在武士群体主从关系内部以武士团首领为核心 产生的。“武者之习正是以这些武者之家为中心酿成的”[12]。“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 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9]平安武士道称为“武士之道”、“ 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尚无“武士道”之称谓。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战国 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新渡户稻造明治32年用英文写作《武士道》前后,大肆宣扬日本 人的精神性时,武士道才成为频繁使用的词语。”[13]平安武士道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 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主要内容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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