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3-0013-05 长期以来，在研究二战后美国对苏联政策由合作转向对抗的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关 注的是美国官方政策，而忽视了对美国普通民众态度的考察。实际上，随着西方国家民 主政治制度在20世纪的完善和成熟，普通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在美国，从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经过工业化的推动和群众的长期斗争，包括工人阶层和妇女 在内的广大美国民众普遍获得了普选权。任何政党要想上台并长久执政，都不敢轻视选 票的作用，在制定纲领和政策时都必须考虑选民的意愿。同样，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 关系的问题上，民众的态度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考察二战后美 国对苏政策的转变时，有必要了解美国民众的态度变化及其产生的根源，这样才有助于 更全面地了解冷战的形成过程。 一、美国人眼中的苏联——从二战后期到“铁幕演说”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内对苏联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电影、新闻和书籍都称赞苏 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希特勒德国的英勇斗争和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的 主流民意对苏联基本上持尊敬态度。1943年6月盖洛普组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迄 今为止，你认为下列那个国家为赢得战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美国，55%的人认为 是美国，32%认为是苏联，9%选择了英国，4%选择的是中国[1](P90)。德黑兰会议后，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苏联和美国应该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 民众对苏联的友好态度与传媒对苏联的正面报道密不可分。美国的媒体，特别是新闻 影片大幅报道“我们英勇的苏联盟国”，并且高度赞扬苏联人民的勇气和智慧。连资深 的反共主义者亨利·卢斯所创办的《生活》杂志也刊登了生动的照片，来显示苏联红军 和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美国政府授权好莱坞拍摄的纪录片描述了苏联红军和人民的英 雄事迹……并且以一种同情的眼光看待苏联[2](P43)。 虽然战争后期媒体表现出对苏联控制东欧的担心，但对战后美苏合作持乐观态度，甚 至普遍接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对东欧的控制，认为这对保持战后与苏联的关系具有重要 性。例如，早在1944年1月，国务院察看的300多份报纸，大多数报道认为苏联将“不可 避免地”在东欧“确立主导地位”。雅尔塔会议后，舆论明显认为，东欧未来的政治和 解是仅仅能够从苏联“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有关波兰的协议就是一个例子。大部分评 论不是将它描述为对苏联的投降，就是把它看作是美国原则和苏联利益间的妥协。在有 关的新闻报道，仅仅9%的评论将雅尔塔有关波兰的协议看作是《大西洋宪章》的履行， 43%的报道认为是对苏联要求的一个妥协，40%认为是对苏联的一个投降。由于协议的履 行悬而未决，9%的报刊没有做出评论[3](P946)。 不过，由于确信共产主义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官方人员，就连记者和学者们也都不 再把苏联对东欧的支配等同于共产主义化。大部分对苏联主导战后东欧秩序的预测都与 1944年《时代》杂志的报道类似，该报称“东欧将会出现建立在工会基础上的、强大的 人民阵线政府，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府”。公众倾向于接受那些夸大战争对苏 联影响的思想，以及夸大战后苏联需要美国援助的思想。美国作家昆廷·雷诺兹在他最 畅销的《屏幕升起》中写到：“一旦和平到来，苏联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 状况之中……发现自己是一个靠拐杖才能行走的巨人。”单就这一原因，在战后同斯大 林“打交道将会十分容易”[3](P947)。 美国社会中人数较少、但影响较大的自由主义者也普遍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例如，雅 尔塔会议后，作为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代表刊物《新共和》与《民族》都对雅尔塔协定 感到满意。《新共和》认为，虽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但是由 于波兰政府的基础扩大了，而且举行自由选举，因此雅尔塔会议上所犯的明显错误可以 通过在被占领国家的公民投票得以纠正。雷恩霍德·尼布尔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支持雅尔 塔协定，尽管苏联似乎想控制东欧。他认为苏联不同于德国，苏联没有征服世界的企图 。只要建立一个相互保障的安全体系就可以消除对苏联的恐惧，避免另一场战争。这也 是《民族》的看法。波茨坦会议后，《民族》认为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保证了波兰会举 行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以及出版和新闻自由。东欧其他国家也得到了类似的保证。 苏联同中国达成和平条约后，《民族》认为，所有的担心都结束了，美苏不会在远东地 区发生利益冲突[4](P111-112)。 到二战结束时，美苏之间的合作热情及友谊仍居于主导地位。很少有对苏联社会及其 政治的批评性分析。战时愉快的合作部分，形成了对两个社会的关系和相似性过分乐观 的估计[5](P345)。苏联抗击德国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打动了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希 望将战时的美苏合作延长为和平时期的同盟。在1945年2月，55%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 是可以信赖的，美国能够在战后保持同苏联的合作[6](P234)。从战争结束到1946年， 美国民众始终保持着这种乐观态度。当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后，美国 对此的反应，就像马丁·吉尔伯特所描写的是“几乎普遍的敌对”[2](P67-68)。美国 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丘吉尔的演说是“向市民居住的……街头掷 去一束炸弹”。《芝加哥太阳报》认为丘击尔是想美国为英国火中取栗，并指出丘吉尔 想将美苏引入一场“恐怖战争”之中。鉴于舆论的强烈反应，杜鲁门在3月8日的记者招 待会上，不得不否认事先不知道丘吉尔演说的内容[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