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4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6-0106-06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 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 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 市(注：关于英国城市史的研究，王章辉的《近代英国城市化初探》(《历史研究》，19 92年第4期)是国内英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有一些对英国城市史的特点和进程 方面的研究，拙作《英国近代海滨休闲城市初探》(《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则对英 国城市中的休闲城市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与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相比，英国 城市史研究相形滞后。英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城市展开热烈探讨，城市史 家、历史地理学家、社会史家纷纷卷入其中，成果丰富，如阿萨·勃列格斯《维多利亚 的城市》；也有许多史家从事城镇的个案研究。城市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是2000年出 版的三卷本《剑桥城市史》，由英国城市史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分工合作而成。) 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 。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 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 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 、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 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 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 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 ，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 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 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 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 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 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 ，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 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 county 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 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 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 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 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 ，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 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 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 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 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 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 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 。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 ，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 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 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 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 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 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 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 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 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 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 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