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3-0280-08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人们开始更加深入和广泛地探讨制约和影响现代化的多种因素，以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次发展。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作为传统因素——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从总体上说，它影响到世界上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但影响的程度、维度、持续的长度不同。目前学术界在探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现代化成功的经验时都充分肯定新教所起的积极作用。就俄罗斯民族来说，它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861年改革，而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确立为国教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东正教，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拟探悉东正教伦理在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功能和所发挥的作用。 宗教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履行其社会功能。它通过教规教义和组织活动来影响人，确定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对由人建立的社会和国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统一的基督教会也就分裂为西方天主教会和东方正教会。与此相适应，也就出现了西方天主教伦理学和东方正教伦理学。东正教伦理学承袭了东派教会的道德神学思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和“新的世界基督教中心”，东正教伦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发展。 东正教伦理学思想是以地缘政治、村社传统制度为存在基础的。一方面在地理环境上，俄国缺乏西欧环境的多样化，单调的平原必然使东斯拉夫居民从事单调的职业，容易造成习俗、道德风尚和信仰的一致，特别是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天然的防御屏障，易受外族人侵袭，加上俄罗斯统治者为争夺出海口而进行的多次对外战争，使俄国人产生了一种极易受伤害的心理和紧张情绪，这样，专制统治成为管理人民的最佳方式、绝对服从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常规。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就自然是具有保守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基于这种特殊地缘政治基础上的俄国成为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它注定要进行文明的选择，并由此而产生社会历史不稳定性这种危险。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性，俄国往往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作用力”[1](第9页)。另一方面，俄国土地公有私耕的村社传统以及农民对救世主和好沙皇的期盼，使东正教适应了俄国农民的精神需要。从15世纪起俄国农民一直被称为“крестьянин”，它源之于“христианин”(基督徒)。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凭智慧理解俄国不行，对她不能用一般尺寸，只有信仰赋予她生存”[2](第284页)。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探悉东正教伦理学思想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体现。 一、“第三罗马”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使命——救世主观念 救世主观念即弥赛亚说：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之中心。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888年纪念皈依东正教900年时，曾在致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信中说道：“只有东正教才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目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收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其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的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持它不犯错误。”[3](第84页)自15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也的确成为所有东正教的核心。这一事实表明，一方面，“第三罗马”学说开始使俄国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大家庭，但它又使俄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独立性，即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怀疑与排斥，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习性成为基督教真理的标准。“应该祈祷和信仰，不假思索地继承先辈的传统。它不再需要向别人学习，在信仰方面再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借鉴，而只是小心翼翼地保持已接受的宝贵财富。谁爱几何学，在上帝面前就是亵渎了上帝。不传播希腊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读天文学家的空泛谈论，不同聪明哲学家在一起，不把哲学放在眼里；学习神赐的法律书籍，尽可能清除我有罪心灵的罪孽。”[4](第2卷，第292页)这种观念使得俄罗斯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持怀疑、恐惧乃至抗拒的心理，俄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都由国家军事防御力量的落后而迫切需要西方技术改进所诱发，但许多改革的结果只是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而无深层次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本变革，如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只是“俄国的贵族逐渐习惯了使用欧洲的制成品及奢侈品。俄国进入舞场较晚，也就不会很快走出来。蔓延40年的奢侈之风使帝国农业凋敝、为数不多的制造厂和工场沦于萧条，一蹶不振。”[5](第535页)18世纪以后，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使命的驱使下，形成了知识分子意识中强烈的特殊历史使命感。俄国知识分子不断探寻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万恶的农奴制是应当消灭的，但是，资本主义也是罪恶的，资本主义也不能实现正义。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历史的发展的独特性在于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俄罗斯民族负有实现社会真理、人类友好情谊的使命。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恶，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的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俄罗斯人在农奴制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竟然能够成为社会主义。”[6](第245-246页)从十二月党人、恰达耶夫的历史哲学、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运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在探寻俄罗斯发展的特殊道路，热烈宣传和推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式的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即消灭农奴制，又避免资本主义；它是世上千年王国的实施；它是人类未来的共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