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3-0051-05 1965年，亨利·基辛格写道：“至少三百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在对历史做了一番解释后，他继续写道：“对欧洲的和平来说，德国始终不是太弱就是太强。”[1](p.178)联邦德国战后初创，其强弱与否在两极对峙的环境中更形突出。而在西方营垒中，法美两国又因各自安全利益、战略预期及历史渊源的不同，而使它们在对待德国的强弱角色、军事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态度存在差异。但联邦德国合理而有效地处理了对美对法关系，促进了自身的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与国家主权的恢复。 一 联盟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为明显的承诺形式。各国正式入盟，其目的不仅是向联盟伙伴，也是向盟外国家表明联盟内部达到了这样一种承诺程度：它远不止基于可见的国际利益。[2](p.43)就本文所要探讨的西德来说，她的联盟状况将如何呢?是紧随西方，还是选择中立呢?战后初期欧洲战略环境的变化已不容西德在联盟建构与外交方向上有自主的空间，何况西德主权地位一度因统一问题的棘手悬而未决，同时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也压缩了其余国家的战略空间。对此，K·沃尔茨就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与它们各自盟友间的巨大差距令后者的再结盟无足轻重。”[3](p.169) 故而联邦德国自建国伊始，其政府的外交方针就是非中立化的。汉斯·布亨海姆曾写道：“阿登纳不相信他的同僚们政治上的审慎小心，他甚至可以宁愿在与华约紧密联系下的统一，也不愿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4](p.94-95)阿登纳对非中立化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而具体到联盟立场方面，他又说：“必须提防强大而又残暴的邻居，才不致使联邦共和国遭受像波、捷、匈一样的命运。我看，只有同西方国家紧密联合起来，才能防止被苏联控制。”[5](p.6) 对于西德的联盟取向，西方的态度如何呢?饱受法西斯蹂躏6年之久的西欧理所当然地具有某种恐德心理与仇德情绪。这种心理与情绪甚至不逊于对来自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惊怵。尤其是法国，她在对德问题上甚至会向东方去寻求她在西方得不到的支持。例如，戴高乐将军与外长皮杜尔曾造访莫斯科，并于1945年2月10日签订了法俄条约。[6](p.76)这一时期法国始终秉承着其对外政策中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竭力保持德国的分裂，在日耳曼人的疲惫松散中凸显法国在欧陆的领导地位。而地理上偏居一隅的英国虽身不在欧陆，却始终心系于此。战后的苏联已被英国视为是威胁到均势体系的祸首，正是这种情形使得英国的对德态度多少有点与20年代相似：既心存余悸，又恐其太弱而不能制衡欧洲。故英国在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处置上有其作为海上强国的特殊性。另一海上强国美国，在两次于最后关头干预欧战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由战前多极格局中的一员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眼见苏联势力在中东欧逐渐稳固，美国欲将德国西占区溶入西方体系，籍此继续使她充当共产主义防波堤的作用。从美、英、法三个主要西方国家对德的态度可以看到，同为海上强国的美英在对德问题上的方针与立场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而法国则不然，历史造成的积怨会对其对外关系中的理性化进程构成消极影响。 二 德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西德战后的重大外交事件，它开辟了德国外交史上的新天地。 在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关于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问题上，即已争论不休。例如，罗斯福曾赞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夷平鲁尔煤矿，使德国倒退到185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计划，但战备部长史汀生试图阻止这个计划。几经周折，最终妥协，达成了JCS1067号命令。[7](p.113)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就职后，由于其本人不谙外交，且霍普金斯重病缠身，国务卿E·斯泰提纽斯又形同陪衬，因此杜鲁门总统最初沿袭着罗斯福的大国合作立场。在波茨坦会议以前，杜鲁门曾表示，“只要还存在苏联愿意合作的一线希望，我们将反对从东西方各自立场出发的政策。”[8](p.9)但随着战后欧洲形势的变化，战时同盟关系日渐失去其当初的意义，于是在外交决策方面本已存在的纷争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1946年9月6日，时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其中说道：“在当前状况下美国的决定是，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她还应该拥有作为强大、平等伙伴的位置。”[9](p.337)这个讲话表明，此时的美国政府在德国问题上已有了不同于罗斯福时期的新变化。同时在具体政策实施上，美国逐渐有了扶植的迹象。 联邦德国建立之前，美国的扶植首先表现在重建占领区内的经济上。当记者问克莱将军什么是德国经济复苏的首要瓶颈时，克莱答道：“第一就是德国无力生产足够的食物以自给，而惟一可以向她提供食品的国家是美国。”[10](p.245)但美国对其占领区的经济支持却因为国内外多种政治因素而受到局限。直到1947年，美苏间在全球战略上的分歧愈来愈大，于是，这种矛盾伴着冷战迫近的步伐推动着美国对德政策的日益明朗。这正如德国学者G·斯韦格勒所说，“德国没有按照摩根索计划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或者被农牧化。反倒是经济的现实、政治的需要与冷战的到来共同推动了最初有关战后目标的再评估。”[11](p.6)德国不仅被纳入到由美国发起，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而且JCS1067号命令也很快被旨在恢复德国生产的JCS1779号命令所代替。这标志着美国对德政策的决定性转变。[12](p.436) 战后初期的德美关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统一，而西方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又使得美国最终下定决心在西占区建立西德国家，并以此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权宜之计。这在表面上使德国人民失去了战后初期实现统一的机会，但同时却开启了一扇通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大门。阿登纳在1949年9月20日国会的一次讲话中坦率地表明了这种心态：“我们必须意识到，德国及其人民还未获得自由，她也没有取得与其它民族平等的地位。尤其令人苦痛的是，她还被一分为二。然而我们仍很庆幸，庆幸自己终究获得了一点相对的自由。”[13](p.20)对于设在波恩的联邦政府而言，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交与安全环境也是当务之急。故而联邦德国不会放弃一切联盟义务所蕴涵的外交机遇，这一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得到体现。朝战的炮声震动了欧洲，面对所谓的可能来自苏联的攻击，仅凭在联邦德国境内的西方军队不可能长久并稳妥地维持该国的安全。据此，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成为了一项有理可依的政治主张。德国学者H·G·波特林指出：“他(指阿登纳)只是将重新武装首先视为政治条件，并十分珍视能由此获取的外交与政治杠杆作用。”[14](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