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

作 者:

作者简介: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孙耀珠(1955—),女,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生,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外交史研究。

原文出处:
南开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给明治政府领导人以深刻影响。山县有朋在担任军界、政界要职的生涯中,忠实地继承和实践了吉田的思想,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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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313.42;K313.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3-0060-04

      1889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1838~1922),惯用两句话来形容自己:一句是“一介武夫”,另一句就是“吉田松阴的门下”。前者,貌似自谦,实为自负;而后者,则说明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的极为崇拜。本文即对后者试做简要分析。

      一、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与山县的人生转变

      吉田松阴(1830~1859),长州藩士。通兵学,曾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洋学及在水户藩学习日本史,并在此受到尊王思想的影响。他关心海外形势,1854年企图搭乘培理率领的美国军舰偷渡海外未能成功,后被捕入狱。第二年出狱后回到家乡被软禁。1857年开设私塾,取名“松下村塾”,为那些没有资格在藩校学习的年青人及慕名而来者讲授《孟子》及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佐藤信渊的《经济要录》、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等。活跃于幕末维新前后的长州藩的杰出人物,大多出身于吉田松阴的门下,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前原一诚等。吉田认为,要使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必须对外国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企图偷渡的原因。对幕府的失望,使他认为要从朝廷的传统权威中寻找出路,使百姓有“国家”意识,并打破各藩割据,全民一致对外,实行尊王攘夷。吉田对当时国际形势与日本的认识,给那些立志抵御外来威胁、拯救日本的青年人以深刻的影响。山县有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参加倒幕维新的。

      山县有朋出身在长州藩的“卒族”家庭。德川时代,日本武士阶级分为很多等级。将军是最高的统治者,下有大名、旗本、御家人和藩士等。另外,还有乡士和浪人。其中的藩士是大名的家臣,内中又有士分和士分以下的区别。从家老以至小姓是为士分,而足轻、中间和小者等则为士分以下的“卒族”。其中的“足轻”(步卒)属于战时可以参加战争的基层人员。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身为政府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便是“足轻”出身,而山县则是出身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充当打旗、拿武器的角色。在幕藩封建等级之下,“卒族”很难升进。所以,山县有朋原本的理想,只是成为一名枪术教师。但幕末的时事巨变改变了山县有朋的命运。

      1858年,山县奉命与吉田松阴的门下一道去京都打探情况,并在京都结识了久坂玄瑞等。据说,在萨摩藩邸相会时,各方志士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唯独山县保持沉默。久坂询问山县的想法,山县徐徐作答:“吾人只有实行健体炼胆以报效国家。”[1](p.157)但是,京都之行使山县受到了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始知“天皇亲政才是国家之根基”。山县在《怀旧记事》中回忆:当年“至京师,久坂玄瑞、赤川淡水、中村太郎等已较吾先入京,静观时局变化。我们屡屡见面谈论,都认为无论如何要使幕府接受敕命以发动天下人士。适小浜志士梅田源次郎(梅田云浜)也在京师为国事奔走,常与吾辈来往,议论时势。其慷慨激昂,辩论之爽快,使吾辈不由奋发激动”[2](p.3)。

      同年10月,山县成了吉田松阴的门人。至同年12月吉田松阴又被押进野山狱,接着押送江户。山县直接受教于吉田门下虽然不过两个月,但从山县尔后的言论、主张和作为来看,可以说他与松下村塾的渊源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使之成为吉田思想的真诚实践者。

      二、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与山县的继承

      1855~1856年,吉田在野山狱和出狱后在家软禁时期讲授《讲孟余话》。他认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义,“在于论述人君自戒之点。……人君的天职是治理天下人民。因是为民之君,无民则无君,因而民为贵,君为轻,此点必须仔细思考。外国情况姑且不论,论及我国,庆幸的是从国立常尊起,经历代诸神直至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生成大八洲国以及山川草木、人民,并生出天下之主的皇祖天照大神。从此,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如天地之不可动摇,万代不绝。国土、山川草木、人民皆为皇祖以来的朝廷所保护。因而,从天下言之,没有比给予此种保护的人君更尊贵者,而从人君言之,没有比人民更宝贵者。此君民二者,开天劈地以来一日不可分离,有君则有民,无君则无民,有民则有君,无民则无君。阅读此章,如不真正理解此理而模仿唐人之说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忘却皇国之国体,实为可惧者也”[3](pp.131~132)。他进而言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支那人的讲法,在支那或是如此,在我神州则决非如此。……我大八洲乃皇祖所建之国,万世由其子孙继承,与天地共存无穷无尽,非他人可有分外之望也。天下乃一人之天下,是为至明之事也。”[3](p.297)强调日本是神国,君权神授,统治日本的乃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万世一系的。此说源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的神话传说,其核心思想就是统治日本的只能是作为神的子孙后代的天皇,实际就是后人所说的“皇国史观”的国体论。

      德川末期,无论是攘夷或倒幕都是以尊王为旗号的,山县有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政治舞台的。1868年1月,倒幕派公卿和下级武士联合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从此,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建立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是时,维新势力所依靠的是尊王倒幕各藩的兵力。但“戊辰战争”之后,各地藩兵归里,明治政府并无直辖的军队。为了强化皇权,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于是,1870年就任兵部少辅的山县有朋,一方面继承前任兵制改革的方针,一方面吸取顽固士族反抗的教训,请在士族中享有绝对威信的西乡隆盛参加新政府,领头进行兵制改革,后经山县的积极促成,终于由萨摩、长州和土佐三藩献出精兵八千,组成“御亲兵”,使天皇制政权拥有了直辖军队。1871年,日本实施“废藩置县”时,所依靠的正是这支军队。接着,山县有朋又推动了1872年颁布的征兵令,打破了士族垄断军事的特权,扩大了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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