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3)02-0045-06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妇女争取议会选举权的斗争，在英国社会揭开了妇女运动的帷幕， 追寻英国女权运动的源头，分析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特征，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妇女的过 去和未来的斗争方向无疑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妇女处于一种奇怪的处境，既是高高在上的“天使”，又是在法 律上根本不存在的“人”。 首先把女性尊为头脑简单的“天使”。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获得长足发展，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近代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欧洲、美洲和亚洲 等地生根开花。在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促进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进程 ，经过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国家的政治权力从土地贵族寡头手中，扩展到中产阶级 身上。甚至工人阶级也握有了一定的政治武器——选票，使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 某种形式的发言权。然而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又是不完备、“不民主”的，因为它把人 口的半数——妇女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19世纪的英国固然有女王高居在上，但充斥政治舞台的却是清一色的男性，女性的声 音是那么微弱，几不可闻；女性是多么娇弱，如随风杨柳，动辄晕倒；检视19世纪的英 国社会，只有几个耳熟能详的女性名字——维多利亚女王、南丁格尔，廖若晨星般散落 在男性社会的天空里。为了把妇女禁锢在家庭里，英国社会动用了一切的力量，来强化 “男尊女卑”的观念。从《圣经》开始，西方社会就一直在告诫和教育妇女，她们从属 于男子，她们的体力和智力低于男性，母亲和妻子是她们的天职。因此男尊女卑的观念 早已浸透到了大众的灵魂深处，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不仅男性视为必然，而且女 性也接受和承认这个事实。阿尔弗雷德·特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诗作《公 主》中说：“男人耕作，女人炊煮；男人持剑，女人拿针；男人有脑，女人有心；男人 发令，女人服从。”[1](P118)同时，女性被奉为“家庭中的天使”(英国诗人帕特莫尔 Coventry Patmore语)，拉斯金(Ruskin,1819-1900，英国政论家和艺术评论家)在《芝 麻和百合》中，赞美家是“和平之地，避风之港，不仅避开所有的伤害，而且挡开所有 的恐惧、忧虑、离别……这是神圣之地”，[2](P506)让妇女这个“天使”置身人间， 为男子营造安乐窝。长期的男女角色的社会教化，强化了男性家长制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念，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同时，把妇女置于非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妻子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中， 从家庭事务到国家大事，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都由男性来主宰。这本源于传 统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不同，但社会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这种角色 分工。社会政治生活，先由王室与贵族控制，后为资产阶级主宰；在家庭生活中，丈夫 乃一家之主，妻子从属于丈夫，孩子从属于父亲，姐妹从属于兄弟，等级森严，秩序井 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熟练地接过这项历史遗产，个人主义的胜利和工商业经 济的繁荣，经济收入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产阶级男子在家中、在国家生活中 都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在结婚时，他不仅得到了妻子的嫁妆，如金钱、房产和地产等 ，而且妻子本人也成了他的财产，从法律上说，妻子从此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 济地位。《圣经》云：“男子离别父母，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这被理解为：通过 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为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丈夫”。既然丈夫代表妻子 ，因而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处处仰仗丈夫的鼻息，唯丈夫之命是从；在性生活中，成为 丈夫“自愿的性奴隶”，顺从丈夫的要求，充当丈夫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丈夫 的观点就代表了妻子的观点，上层的意愿就代表了下层社会的“意愿”。一言以敝之， 19世纪的英国妇女，如果说在婚前多少还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地位的话，那么，婚后便沦 为丈夫的私有财产，成为附属物，失去了独立的人的资格。 妇女的这种尴尬地位，是男性社会的现实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使英国妇女 分成泾渭分明的三个阶层，各司其职，为男性社会服务。这个社会需要下层妇女的廉价 劳动力，为工业英国和城市英国提供劳动力，她们或充当纺织女工，为工业出力，或充 当女佣，保证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她们一身而几任，既是母亲/女儿，又是家庭主妇 ，还是劳动者，生活负担最为沉重，男性社会对此“视而不见”；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 ，则充当“客厅里的装饰品”，成为体现资本主义物质财富丰富的象征，一切以男子的 意志为转移，她们无需操持家务，只须打扮得花团锦缀；其紧勒的细腰，巨型的裙撑， 坦露的双肩，使她们既脆弱又“可赏”，成为男性欣赏和玩弄的对象，据说“装饰”与 “愚蠢”乃是其两大特征，其地位则在玩偶与主妇之间。中产阶级下层妇女，则有地位 而无财力，需要独立谋生，她们一般为富裕之家充当家庭教师或陪伴女士，简·爱就是 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家庭教师的文学形象，其介于主妇与仆人之间的特殊身份，构成为 英国社会特有的一道风景，成为显示英国社会富足的又一手法。上层贵族妇女则一切依 旧，在闲暇中消磨时光。总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把英国妇女或甩进劳动大军， 挣钱养家，或被绑到婚姻的锁链上，成为摆设。这样，中上层妇女成为体现英国男性社 会特色的“天使”与“不存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