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的出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不失为拉美史学界的一大喜事，值得一读。 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来看，拉美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最早，经历时间最长，遭受的挫折也最多，可以称得上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研究的一面镜子。虽然学者对拉美现代化的具体分期存在某些分歧，但把1930年作为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已达成共识。如果说1930年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是以“欧化”为主要特征，一味仿效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工业化，那么，在1930年之后拉美国家则走上了探索自主性发展的道路，在发展思想本地化(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指导下，制定了适合拉美具体情况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揭开了自主性现代化的新篇章。为突出这一阶段的重要性，第六卷分两册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与第六卷上册经济与社会的内容相辅相成，下册论述1930年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与政治以及宗教的发展情况，从而使读者对拉美国家1930～1990年的情况有一个详细而全面的了解。下册设四编(9章)。第一编即第1章介绍1930年以来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国的国家组织发展；第二编(第2～4章)侧重于介绍1930年以后拉美国家民主和非民主左派的曲折发展、军人干预和政变、军政权向文人统治过渡等各种政治现象；第三编(第5～7章)重点论述1930年以后拉美国家城市工人和劳工运动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墨西哥、中美洲、安第斯等地区发生的农村动员与农村暴力事件，还分析了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变化；第四编(第8～9章)主要勾勒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主要力量的天主教教会和迅速发展的新教教会的历史脉络。与其他几卷一样，下册正文后附有书目评论，方便读者查阅和洞悉相关的最新动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写作下册的各章作者并不是专门研究拉美历史的，而是来自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的高深造诣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拉美的史学研究，为那些研究拉美政治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素材，也大大增加了下册的阅读性和收藏价值。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下册不但继承《剑桥拉丁美洲史》一贯的风格，而且在写作方面有其独特性。在文章结构的编排上，同样遵循总一分一总的写作体例，每篇文章的开头是导言，先让读者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然后将具体内容慢慢展开，最后作结论，体现导论一分论一结论的脉络构思，不仅表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还为读者留出深层次思考的空间。另一个共同点是，点面结合，经纬交叉，以纵向时间跨度、历史分期为依托侧重于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个案分析，从不同侧面说明问题，给读者一个完整清晰的框架。 第一，为追求论述的精确性和严密性，结合特定的分析背景，作者对大家熟悉的重要概念重新界定其内涵。 例如，在“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民主”一章中，作者重新探讨“民主”(或“政治民主”)的定义，认为有3个“结为一体”的方面：一是竞争，其“实质就是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性，承认有向在职者挑战并替代他们在政治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职位的权力”；二是立宪政体，“或者说是尊重已体现在宪法文献和(或者)实践中的宪法秩序”；三是包容性和参与性。(第64～65页)又比如，第5章中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作者从“工作过程的组织本身”的角度赋予它与众不同的内涵，认为1930年时拉美大多数国家中只有3个确凿无疑的组成部分可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第一种是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工群体，以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石油工业的工人群体；第二种是设在小城镇或农村的大企业的工人；第三种，在大城镇和城市里被说成是无产者的工人。(第324～325页)这既达到强调其特定性的效果，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另外，为准确说明问题，作者在挑选恰当的词汇方面颇费心思。比如，在“约192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农村动员”一章中，作者选用“动员”(mobilization)一词，而不是“社会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广泛的意义，“表示一个群体或社会部门的‘极度参与’，即那些尚未被现存权力机构和社会规范所赞许或预言过的行动。”至于“社会运动”，通常只有狭窄的含义，“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创造一种集体意识和一种变革社会结构的战略。”(第397页)同样，在作者看来，如果不把看似内涵相同的概念相混淆，可以借助于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考迪罗”和“军官”的比较就是很好的说明。作为临时凑合的勇士，考迪罗“实际上是西班牙殖民国家崩溃和社会瓦解的产物”，“反对国家垄断或在它的废墟上产生”；而军官是“一个组织者，由国家产生，为国家而存在”，与“代表个人暴力”的考迪罗相比，“现代军事组织是公共的、官僚化的机构，它们掌握着利用合法暴力的技术垄断权”。(第314页)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拉美军国主义与昔日的考迪罗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 第二，在分析问题时，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近乎成为定论的观点，而是敢于推陈出新，提出自己新颖的看法，这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又往前迈了一步。 例如，第2章中对“如何理解民主在拉丁美洲的早期发展和巩固”这一问题，虽然已经存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民主的成功与失败看成是直接与更广阔的文化和经济力量”相联系。(第66页)但是，作者却提出质疑，认为“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最多不过是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它们不能解释西半球民主发展经验的重大变化，尤其不能解释那些特别不正常的实例(比如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国家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由此，作者认为，民主“更强调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变量——一些凭其自身而成为干预性的或独立的变量。”(第67页)这种严密的分析和推论，让读者体会到原有观点的欠缺之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