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3-0074-05 英国议会自13世纪产生以来，其在国家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自14 世纪起，它不再仅仅只为纳税而召开，而是成为国家的立法机构，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 生活，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16—17世纪英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近代意义的失业 和贫困的冲击，出现了严重的流民问题。为此，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这 些法令和措施的制定并非由议会独立完成，其规章制度亦非皆英国议会首创，其中很多 条款反映了国王的意志，或是在国王及近臣授意下出台的，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可以说是 国王和议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对后来 英国的济贫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些法令从一个侧面说明都铎时期议会与国王 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协力解决国家遇到的问题，它表征着在王权日益强大的情 况下，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悄然提高。 国外学者对议会史的研究比较深入。自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铎议 会史的研究基本上是辉格派史学家——传统宪政派与正统派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前者的 代表人物斯塔布斯强调议会的“奴仆”地位，后者以尼尔为旗帜，更看重王权与议会的 “冲突”。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埃尔顿为代表的修正派部分地继承了传统派的观点， 批评了正统派的片面性，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但他们自己也承认“过分强调王权与统 治集团的合作”，而忽视了隐藏在后面的政治对立。[1](p9-17)国内学者对议会史的研 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大多从政治制度及议会的职能入手谈议会与王权的关系。欧美 学术界对英国16、17世纪前期流民问题认真而又深入的研究始于19世纪，先后出现了“ 宪政史派”、“流民文学派”和“实证派”，但都未从流民法论及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2](p404-4160)国内关于流民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重点主要是济贫法与 英国社会福利政策、流民及政府对策，从流民法探讨议会与国王关系的论文则付诸阙如 。笔者认为，流民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期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从流 民法的角度进行剖析，以求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及认识。 一 从都铎王朝(1485-1603)统治伊始，议会对流民问题即给予关注。都铎时期颁布的有关 解决流民问题的法令比此前此后明显增多。立法的内容也是根据实际需要，亦张亦弛， 亦严亦松，自始至终坚持刑罚和救济兼顾的原则。但在都铎王朝统治前期，由于当时社 会上普遍认为流民纯属个人懒惰行为所致，因此，所有法令都以惩罚为主，救济为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15世纪末叶和整个16世纪西欧各国都制定了惩治浪人的 血腥的法律。今日工人阶级的祖宗，当初因迫不得已变为浪人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蒙 受惩罚。”[3](p810)几乎所有健康的流浪汉都是流民，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虽然这 个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问题的实质，如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指出 ，流民增加并非完全由于流民个人的原因使然，而是“由于少数人贪得无厌，本来是你 们英伦三岛幸福所寄托的东西，反而变成一种危害。粮食腾贵的结果，家家尽量减少雇 佣。请问这些被解雇的人不去讨饭，不去抢劫(性情粗豪的人比较易于趋向抢劫)，还有 什么可走的路呢?”[4](p38)他的观点并未引起国王和议会的重视，他本人反而因反对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身陷囹圄。到都铎王朝统治后期，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因素对流 民产生的影响，政府在政策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健康流民不再一味地惩罚，也开始 实施救济和扶助的政策。 在都铎王朝统治早期，英国政府对流民的态度是严厉有加，救助不足。亨利七世统治 时政府即颁布了有关流民的法令(1495)。从内容来看，法令以惩罚为主。1503—1504年 颁布的法令在对流民处罚的量刑上较之1495年法令明显有所减轻，对执法者的处罚加重 。例如，被捕流民的关押时间为1天1夜(1495年法令为3天3夜)；如果在同一座城市再次 被捕，将被关押3天3夜(1495年法令为6天6夜)。对玩忽职守的官员罚款由1495年的20便 士改为3先令3便士。[5](p67-69)法令变化的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人们意识到社会因素对 流民成因的作用，而是因为1495年玫瑰战争刚刚结束，亨利七世尚未站稳脚跟，虽然他 个性比较温和，但此时保住王位比展示个人魅力更为重要，因此他在政策上对任何可能 威胁王位的人都是严惩不贷。而这一时期议会与国王的利益是一致的。此时，议会作为 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羽翼未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王来保持国家的稳定，保住来之不易 的和平政治环境，以便发展商业贸易。因此，在政策上他们能够坚定地站在国王一边， 颁布惩治流民的法令。1503—1504年都铎王朝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国家政局较之玫瑰 战争时期相对稳定。战乱结束，人们开始休养生息。同时解散封建家臣团，贵族的势力 被削弱，国王的地位得到加强。此时，流民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刚刚露头，并不严重，对 王权及社会稳定还不构成威胁，所以在对流民的量刑上较之前一个法令有所减轻。这和 亨利七世个人性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也希望在保证王位和稳定统治的前提下调和 各种社会矛盾，这也是流民法在量刑上相对缓和的原因之一。它体现了国王和议会的关 系，国王的意志能够在议会法令中得到充分体现。 到亨利八世(1509-1547)统治期间，流民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有关流民的法 令主要有两个：1531年法令和1536年法令。亨利八世不仅参与制定法令，而且亲自起草 有关法案。这个时期“王在议会中”的原则显得更为突出。他为1531年法令起草的前言 中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流民人数与日俱增，危及臣民安全。尽管先王制定了许多有 效的法令法规，流民和乞丐人数仍不见减少，反而日渐增多。”因此，该法令不仅是议 会的观点，也充分反映了国王的意志，较之此前的法令在措施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 ：实施乞食许可证制度，规定乞食范围，加重处罚等规定，流民将被关押2天2夜；无证 乞食者将被处以鞭刑，或关押3天3夜。在对流民处罚的量刑上比1503年法令明显加重。 其目的是想通过严刑峻法来限制流民的数量，减轻流民问题日益严重给社会带来的压力 ，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严刑峻法的背后不能说没有亨利八世的影子。这位娶了6位 妻子、休了1位王后、杀了2位王后的国王，在性格上和其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他亲自 参与制定的流民法中充满血腥味也就不奇怪了。1531年法令并未实现其最初的设想。15 36年，根据前一个法令5年来的执行情况，亨利八世再次亲自起草并颁布了新的关于流 民的法令。该法令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前一个法令“未规定健康及无劳动能力者抵达百 户区后该如何安置，亦未规定居民应该怎样救济和安排健康人工作”，因而规定市郡当 局要“慈善地接待”乞丐，用“自愿捐献和慈善救济金救济他们，以防其被迫乞食和流 浪”。官员要强迫“邪恶的”乞丐劳动，靠自己谋生。法令还规定：有许可证的乞丐以 每天10英里的速度返回家园可得到救济；服役期满的仆人有证明的可以在1个月内不受 法律的约束。此外，要为所有没有工作和财产的人安排工作或施以救济；强制5—14岁 的流浪儿童学徒。此时救济金的来源仍以募集和自愿捐赠为主。救济金集中管理，统一 分发。原则上每个教区负责本区的贫民，必要时富裕的教区要帮助贫困的教区。为了避 免滥施舍助长好逸恶劳的思想，政府禁止随意施舍。该法令表明，政府开始采取一些非 惩罚性的积极措施，承担起组织救济和募集资金的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为和措施 的改变，也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政府职能逐渐形成。但由于这一时期议会法令中有一定的 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国王及近臣的影响，所以议会法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不完全 的一贯性，经常随着统治者的好恶及性格而有所变化。当然，客观环境对政策也产生一 定影响，这一点在流民法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