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您讲课，或听您平时谈话，我们感觉到您的知识结构是中外兼备的。那么，在 建国初期，在您刚刚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之时，您为什么会选择当时基础比较薄弱 的世界史呢?那时，您要是研究中国史不是更容易出成果吗?尤其是世界现当代史，就当 时的条件来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有很多难处，您又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学科呢? 您觉得您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当时我是怎么样走上世界史教学研究之路呢?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工作的分配 ，一个是自己的兴趣。我是1949年分配到育英中学(现在是25中)作政治教员，当时的校 长听我的课时，发现我讲政治课经常联系历史，他就要求我兼教历史，分配我教高三的 世界史。1954年来北京师范学院，仍然分配我教世界现代史，当时老教师们不愿意教这 门课，因为政治性太强，容易犯错误。而我来师范学院时才28岁，对世界史和中国史都 有兴趣，老教师的顾虑我并没有，没想那么多，就走上了这条路。说到学术兴趣，就要 说到我在大学时代受到的影响。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两年(1945—1947)，又到清华大学念 了两年(1947—1949)，当时，我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燕京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齐思和先生，他开两门课，一门是《战国史》，一门是《西洋现代史》。一中一 西，一古一今，都引起我的兴趣。另外一位老师翁独健先生，他是元史专家，还另外开 了一门课叫《远东史》，我听过他的《远东史》。后来转学清华，有几位先生给我的影 响很大，最大的一位是雷海宗先生，雷海宗先生也是学贯中西，他当时在清华教好多课 ，在中国史方面，他教《秦汉史》、《商周史》，外国史方面，教《西洋近古史》、《 西洋文化史》，等等。我听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 再比如，邵循正先生，当时我听的他的课是《中国近代史》，但他对西方的学术非常熟 悉，他又专长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外交史部分；周一良先生，当时我听的他的课是《日本 史》，但他本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十分有成就，也是中西兼通的。受他们的影响，我 在上大学时，就对中国史、外国史都有兴趣，树立了一种使我受益终身的思想，就是研 究历史，眼界要开阔。特别是清华的学风，现在有人总结是中西会通，我觉得是很对的 。在这种学术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在年轻时候就觉得，研究历史，虽然最后要给 自己定一个范围，但是，不能除了这个范围以外，对其他的不知道，或知道的很少。当 时有一件事出乎我意料之外，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做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一个和戊 戌变法有关系的具体问题，就去问系主任雷海宗先生，谁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以为一定 指定邵循正先生，不料，雷海宗先生指定我跟刘崇宠先生去做。刘先生当时教的是《英 国史》、《美国史》、《西洋近代史》，他在清华一直都没有教过中国史。后来我才听 雷先生说，刘先生对戊戌变法有专门研究。如果不是做这篇论文，我永远也不知道这么 回事。我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明清华的学风，这些教授虽然有自己的专门研究，但学问 的基础是广博的，都是中西会通的。至于当时最有名望的陈寅恪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当时分配我教世界现代史，我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并没有考 虑教什么更容易些。解放后，我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优势的话， 就是我受到这些著名学者的教导，视野比较开阔。我现在已经进入老年了，虽说专业是 世界现代史，但每天都用几个小时看中国史方面的书，我在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研 究历史，是需要中外比较的，在有些事情上中、外的道理是贯通的，如果中国史、外国 史都看的话，你就会看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样才不至于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一 段里。对上下左右都不知道，这样就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 ▲：我们觉得，在解放后这么多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现当代史一定会碰到 许多困难，您能回忆一下您所遇到的困难吗? ■：困难当然有。在1978年以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特别强调历史要为政治服务， 实际上就是强调历史要为每一阶段的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服务。但是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是 不断变化的，而研究现当代史的学者就得紧跟，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对这点，越 来越觉得非常不好处理。具体地说吧，1949—1959这十年，必须学习苏联，不仅政治一 边倒，学术也是一边倒，教世界现代史就必须随时和《联共党史》对号，你不能和它不 一样，否则就犯政治错误，苏联学者的书，也得经常对号。当时教世界现代史，就老得 看苏联的祖波克这些人的书。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1960年，就有一次检查教学上的修 正主义的运动，这时候，你按苏联学者讲的东西又都是修正主义观点了。所以1960年搞 教学检查时，世界现代史的教师受的批判最多。等到了文革时候，中国现代史的教师挨 批又最厉害。这是第一大困难，就是老得跟着政治形势走，基本不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所以在1978年以前，我写的文章很少，主要是搞翻译了。到文革 十年，就更不用说了，历史科学根本取消了。第二个困难就是资料少。世界史的资料极 大地丰富起来，是在1978年以后，在这之前，我们买的书主要是俄文书，英文书和日文 书买得都很少，象北京图书馆50年代进书，俄文书占绝大部分。另外，当时原始文献进 得比较少。 ▲：在研究世界史的过程中，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是非常重要的，您当时 是如何学习和掌握这个基本理论的?掌握这个基本理论在您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中起到 了什么作用? ■：我一开始教书就是1949年了，当时的大环境是非常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直到 现在，我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兴趣。因为我认为，经过反复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最能够从大的方面、基本道理方面把历史讲透。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归根结底是经济因素起作用，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原 理，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理论能够超过，也不能代替。我教学生，强调有五本书一定要 反复读，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认为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道理，在这四种书 里都讲得很透彻了。另外一本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马克思自己写的 一部当代史，研究当代史的人可从这本书里学到如何写当代史。至于马克思研究历史得 出的一些具体结论，那就不是到哪个国家都适用了。对马克思主义下过一番功夫的，即 使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他们也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学贡献很大，比如巴勒克拉夫，在《 当代史学发展趋势》中，他曾就此讲了五点；再有就是伊格尔斯，他是美国现在著名的 研究史学史、史学理论的学者，我与他相当熟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很深入的， 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贡献和影响。现在西方的新理论层出不穷，风行一时， 有些青年人容易追求这些，可是其中很多东西，如果你看的东西多了，从一开始出现时 你就会发现它的局限性很明显。比如，有一阵一些学者特别相信计量史学，实际上多想 想就知道，象意识形态、文化这些方面，你怎么能够计量呢?研究古代经济史也常常没 法计量，因为资料太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马克思有两个伟大发现，其中 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我认为有了这个基本理论，尤其在研究世界现代 史、当代史时，大方向就能把握住。现在有的人就被当代的一些现象迷惑了，甚至把资 本主义国家过分美化，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会这样了。下面 ，我在讲“绥靖政策”时可以再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