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德国《明镜》周刊2002年第41期 在选举日前一天的傍晚，总理就已经知道他将获胜，尽管当时心里仍充满了疑虑。这 一消息是埃姆尼德和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机构经过秘密民意测验得出结果后报告给他的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负责人在周日傍晚将竞选的首次推算结果用电话通知呆在家 里的勃兰特时，勃兰特表现得非常镇静：“是，是，是的，确凿无疑吗?是，好的，非 常感谢。” 1972年11月19日是维利·勃兰特人生中的一个巅峰，也是德国社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巅 峰：德国社民党以45.8的选票第一次在联邦议院中组成了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还从来 没有在联邦议院的选举中取得过如此巨大的胜利，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重现过这样的胜 利。在总理别墅举行的庆贺晚会上，美国参议员特德·肯尼迪说：“这是一位伟人。” 勃兰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次胜利是在面对背信弃义和怯懦沮丧的情况下取得 的，尤其是在面对巴泽尔和施特劳斯拥有大笔金钱的情况下取得的。” 很显然，德国人赞同勃兰特的东部政策，但主要看重的还是这位总理本人。街头巷尾 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选择维利”、“支持维利”。 不过，德国社民党的政治生涯也随着这次胜利而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勃兰特最亲密的 同伴和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说，“从此就开始走下坡路。” 勃兰特于1992年10月8日去世。在他去世10年后的今天，他复杂个性中的阴暗面已在党 内人士的记忆中逐渐淡化，而留下的只是德国社民党自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以来最 伟大人物的形象。 周年纪念日的系列纪念活动于纪念日前夕在勃兰特故乡的吕贝克市大剧院开始举行。 在1965年、1969年和1972年的竞选中率领德国知识界支持维利的京特·格拉斯(Jünter Grass)在发言中希望21世纪的德国社民党继续坚持勃兰特晚期提出的理想：建立一种 社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社会党国际的目标。 在柏林，社民党也在纪念日当天举行了一场大弥撒：联邦总理施罗德于上午9时在采伦 多夫公墓勃兰特的墓前敬献了花圈。施罗德在竞选之前就已定下了这项日程——无论如 何，他在10月8日仍将是看守内阁的总理。傍晚，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已经合二为 一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基金会发表了纪念演说。 早在竞选中，施罗德就明确表示要继承勃兰特的遗志。勃兰特在1987年德国社民党党 代会上作告别演说时就曾声称，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出身于工人阶级、成长于工人运动中 的主席，而他的党内接班人却也公开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工人的儿子，并补充说，“勃兰 特的推测被否定了。以此来否定德国保守派的掌权要求，这就是我的自我认识的一部分 。” 施罗德在竞选前就已经预感到，就像勃兰特在1972年击败基民盟候选人赖内尔·巴泽 尔(Rainer Barzel)一样，他将在不利的情势下击败挑战者，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善于博 取别人同情的人。 现在，勃兰特20年前的理想变得现实了，《每日镜报》评论道：“左翼通过结盟形成 了多数。”而《经济周刊》则在某种程度上悲观地评论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这一结 构上的多数在柏林的右翼的眼里和在波恩的左翼眼里是不一样的。” 在竞选口号方面，德国社民党在竞选宣传运动的关键阶段改变了30年来的目标。勃兰 特时期的口号是“建立现代的德国”，而施罗德的口号是“为了一个现代的德国”。19 72年，自称无祖国的勃兰特宣称，我们德国人会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而施罗德在竞 选前不久也选择了“德国道路”方式。 祭起勃兰特的大旗，也许会使德国社民党的某些传统价值观重新深入到选民的意识之 中。这些传统价值观，如“社会正义”，在施罗德执政时期似乎遭到了排斥，而保守派 候选人却甚至威胁要将这些价值观占为己有。 不过，打出勃兰特的旗子也给施罗德平添了某种压力。他能不能为德国社民党指点明 确的未来方向?他能否像首位社民党联邦总理那样以历史性的步伐使德国走上新的道路 ——这次不是在对外政策上，而是在对内政策上?继承遗志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 因为施罗德的内部改革——像勃兰特制定的东部政策一样重要——已经陷入半途而废的 境地。 施罗德十分希望适度地去改造勃兰特这个典型榜样。迟疑、疑虑和矛盾不是施罗德的 为人处世方式。他已经几近于成为一个一心想取得对他人，尤其是对党内反对派控制权 的人。他用巨大的成功来印证勃兰特在1987年卸去德国社民党主席职务时说的话：“权 力也许会损害个性——但在我的印象里，软弱无能同样也会损害个性。” 但是，对于如今的社民党人来说，还能不能纯粹去求助于勃兰特，而不用把自己的观 念赋予勃兰特呢?德国社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始终记得勃 兰特1992年9月在病榻上所作的遗嘱：“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力量，要意识到任何时候 都应由你们自己去做出解答，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必须掌握新情况。”蒂尔泽解释道： “就这一意义而言，继承维利·勃兰特的遗志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思考和行动” 。这说得完全不错——但还不足以指明方向。于是，政治家成了雕像，就像勃兰特当总 理时经常自我感觉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