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致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项目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在 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 注：该刊物目前已出版到12/13期，不仅为有需求的各国学者提供免费邮寄，其主要内 容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下载。网址：http://cwihp.si.edu)。此后，“冷战国际史” 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 一部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中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冷战 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注：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冷战史新 研究”的译法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01年第6期。)。无论称呼如何，国际史学界普遍认可：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 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 刚刚结束后10年内对于冷战历史的研究，的确开拓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并且为历史 学家的国际合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 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 论著(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主编的大型资料 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自1975年以来至今已出版11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 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 下或言谈中，极少使用“冷战”一词(注：笔者查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全部外交文 献，“冷战”一词出现不过4—5处。)。即使偶尔提到，也仅仅将其视为一项帝国主义 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注：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第47页)；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201页)。)。更不用说，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 抗，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因此，总体上说来， “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注：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 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 论著频频出现，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在此基础上，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 经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并发行了《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 年两期)。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 期)。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进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通过 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 档案利用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近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其首要推动力应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 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 一的俄罗斯，大范围地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 界和档案学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注：关于俄罗斯档案解密及其利用 的情况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 第5期)、《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余敏玲《俄国主 要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第140期，2000年)。)。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 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致对一 些基本史实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 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 重新认识。近几年，俄罗斯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 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主持的北约与华 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Warsaw Pact)做出了非凡的 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 年3月)第174—176页。)。 另一方面，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 ，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 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 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注：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 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资料，其数量 在逐步增长。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如俄罗斯学者 I.V.Gaiduk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 6)，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Hunt合编的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