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上视为人文科学的中国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趋势愈益 强化。这实际上是整个知识界或学术界追求“科学化”的反应。在这一趋势下，人文和 社会科学研究对科学叙事的诉求也大大增加。如果说这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 更明确地说科技(注：科技与学术显然应该算是中国人的创造。确切地说，科学和技术 实际上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学问和术业也是兴趣悬殊的两大畛域。可以说科学和 学问亲如一家，而技术与术业则结成一体。中国读书界和知识界把二者搞到一起，是中 庸精神的典型反映，显然这不利于各自的发展。由于从源头开始就极为模糊，所以无论 何种研究工作，事先都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定要对研究对象有所设定。做学问和 术业有专政，但是不同的技艺，两者从研究对象到书写方式都有自己的要求。这一区分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影响下的一种自我调整，或者是一种自觉，那么到21世纪 之初，这个潮流开始逐渐回落，并有了实质性的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知识的演进 不再是直线的进化(注：参见《科学及其文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 年第2期。)，而是在各专门学科展示出的认识对象的种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汇聚出认识 的洪流，以凸现人类生活的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生活的复杂性。本来这种回归有助于人文 和社会科学各自的理论和事实重建，也便于各自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在历史研究方面， 却还是遇到了障碍。历史研究定位于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研究，因此生活世界整个地 进入了研究视野，人和社会以及自然界难以分离。于是，历史研究内部就出现了社会科 学内部那样的分化：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继续发展，历史微观叙事步步为营。中国的世 界史研究受国际社会科学的影响极大，所以这种流变在比例上仍然显示出社会史突前， 叙事史断后的态势。对异域的叙事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应该说是21世纪之初历史研究从 社会科学、科学叙事中突围的举动。在这种回归中，各种根源于问题意识和历史学学科 规范的研究，开始将直面现象与作为观念的知识考索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历史研究因此 进入比过去更宽厚的知识积累与进化之途，历史自身无比宽广的可能性也有望比过去任 何时候得到更从容的展示。正是由于这种宽广的可能性，历史研究才在科学知识的增长 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研究情境中，对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 状况予以概括和考察，也许不仅为注重时间和空间要素的历史研究所认可，而且也可以 从新的视角对业已处于客观知识范畴的各种观念、研究结论，主要是对已经发表的作品 的重新审视。诚如于沛所言，历史研究从过程描述走向理论描述的转化，“反映了历史 学的进步和成熟”(注：于沛：《历史研究：从过程描述向理论描述的转化》，《中国 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第3期。)。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变化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对象做多方位的审视，要讨论或明了它的各种假设(前 提条件)情况和可能结果，首先须确定其研究“价值”，从而对诸如做什么，如何做， 为何如此做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近年来对西欧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就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即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法律和经济(特别是税收)层面 。彭小瑜的《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就是对西欧教会 法研究的代表作(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 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4、5、6期连载。)。在中世纪，西欧教会代 表着权势和正统的力量，对异端惩罚的酷烈程度与残暴的专制几乎毫无区别。即使是对 抗天主教的新教首领仍然是以牙还牙，没有丝毫的宗教慈悲情怀，如马丁·路德是这样 诅咒“玩弄巫术者”(包括宗教见解与他不同的人)的，“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 他们，一个不留”。加尔文同样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外部与他们有分歧的信徒。在 这种情况下作者要从教会法中看到宽容确非易事，需要独到的目光。即使有阿克顿对新 教反对个人自由的怀疑而提出“天主教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 (注：彭小瑜：《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 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如何能体现在中古西欧教会法中?换言之，作者已经将这一 难题作为研究价值提前预设，而且重点可能落在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教会法中异端和绝 罚的解读上。宽容也只可能是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因为教会法同教会本身甚至执法者本 身并不是一回事。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除了体现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 展现研究者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的论证主要围绕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异端和绝罚的解释展开。这一宽容的渊源不 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按照格兰西的理 解，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措施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中，而爱就是关怀人 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 都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这 已经有将异端拖离正义与邪恶的教义之争的旋涡的倾向。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都 是以此为据，而绝罚是一种法律制裁，其用意是疗治心灵的疾病。在尘世，并非所有的 罪恶都会受到惩罚。有些人依照世俗之法得到惩处，另一些只有等待上帝来裁断。作为 救治心灵的惩罚，绝罚不可以施加于异端分子无辜的家属身上。当人们误信异端或被异 端领袖蒙骗时，教会法庭不得不为保护教会的和平和团结而宽松地执行法纪，不一定使 用法律制裁的手段，可以选择对他们进行规劝和教导。法庭如果不能依照恰当程序公正 地证实嫌疑犯的罪行，就必须宽恕他们，否则受到上帝裁判的就是枉法的法官。在人间 逃脱惩罚的罪犯，上帝在末日审判时不会漏掉，对此格兰西有充足的信心，并且因此坚 定了宽容心。宽容不是放纵姑息，因为宽容而避免处罚的罪犯如果不能真心悔过，上帝 的裁判总会等着他。教会法对株连的批判就是使上述原则走得更远的表现。但另一方面 ，格兰西无疑认为教会必须压制异端，只不过不能简单地将异端看成是思想罪而是强调 其社会破坏力。格兰西对异端的宽泛定义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异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社会机体的巨大伤害作用：分裂和动乱，以及教会权力被侵蚀(神职买卖)和偶像崇拜 带给大众的沉迷和困惑(巫术)。但不管怎么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 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必须认识到当 时的社会是一个宗教专断的社会，奉行的是单一价值观。教会权威镇压反宗教的异端分 子不需要教会法的指导(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 端和绝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作者探讨的问题表面上看隶属于 宏大的社会进程，但他的行为方式却是人文主义的个体化的解释，所以，这一研究可算 是“阐释—叙事”史学研究，侧重于叙述而不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