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里，虽也开有中国史、外国史等课程，但外国史主要是讲西洋 史。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里的西洋史课程很快都改成了世界史。但是，因为中国史课程 单开，所以世界史课程照例不讲中国史。这样，世界史就成了治外国史的学者的专职和 专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成绩好坏，治中国史者不任其责。 依笔者浅见，既然是世界史，那么就不应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后的总和，而应是一门 单独的学科，应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当然，它也要以国别史的 研究作基础。现在国内治世界史者往往只研究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历史，但同时又被界 外赋予他们研究国别史和整体世界史的双重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身上的担子已经不 轻，所以一般都不再治中国史。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世界史里没有充分展现中国的历 史作用和地位，这样的世界史能算是真正的世界史吗?我们也时常听到人们抱怨外国的 世界史书籍里反映中国史的内容太少。其实，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总会有其局限 性，因此要解决世界史里展现中国历史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自己。 这责任不仅在于治外国史的学者身上，同时也在于治中国史的学者身上。治中国史的 人也许会说他们在外语方面有困难，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而治外国史的人用了 那么多时间学外文，要再花很大精力研习中国古文字也有困难。既然两方面的人各自独 力从事都有不少困难，那么就需要双方的通力合作。两方面的人都应向对方的领域迈进 一步，建立一个共同的对话平台——世界史，假以时日，我们就有可能写出充分而且适 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史，使世界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有了中国历史这个重 要的参考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 者也就对于世界历史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对于治中国史的学者来说，由于有了世界史这一重要参考系，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 的总背景、总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对中国历史本身取得更深刻、更广 阔的理解。这样作尽管对治中国史的人来说会辛苦一些，但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是很 有学术意义的。同样，由于中国学术背景的欠缺，国内研究外国史者常常感到很难超脱 外国学者研究的视阈及其研究水平，总觉得不得不作人家的学生。可为什么外国学者研 究中国史有时也不乏独到的新意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治中国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限制，而外国学者冷眼旁观，且以其自己的历史作为研究参考 系，故能见吾人之所不见。因此，我们治外国史，如果能以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作参考 系，视角就会超出我们所研究的国家的学者，从而在某些方面发其所未发。还有一点也 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作为历史学者，不管从事什么具体专业，最需要的是理解历史 文化的能力水平。这一水平决定着我们总体研究的水平。我们对什么领域最有可能或者 说最容易达到最高的理解水平呢?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实，中外学者概莫能 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治外国史的学者同时一定要成为中国史的专家，而只是说要 清醒认识和充分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从而让自己立足于一个更高的文化品位，在治外 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取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学术品位”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