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人的文艺复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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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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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思想史上,或许没有其他任何观念比“文艺复兴”观念具有更广泛、更持久,也更成问题的影响力了。它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维护传统的旗帜。19世纪欧洲史学家 用此观念不单单表示一个在古典模式启迪下、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化艺术鼎盛时期 ,而且以此表示人类在各方面都与愚昧时代决裂而进入现代文明的状态。正因为如此, 这个观念很快脱离了作为历史分期概念应具有的时空限度而跃然成为一个不受时间与地 域束缚的共时思想。单数的Renaissance变成了复数的Renaissances:北欧的“宗教改 革”[Reformation]被纳入其中,而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诸如 国粹派的复古思潮、康梁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领导者无不将之比拟为中国的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历史概念边线的无限扩张,必然威胁着它自身存在的理由,甚 至导致人们否定它原来指代的历史现实。近来,许多学者就把意大利文艺复兴说成是布 克哈特等历史学家所编造的“神话”。然而,阅读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尽管从中不 能发现完整的“文艺复兴”观念,但随处可见其作者的确意识到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运动。这种自我意识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进步的观念”。对于否定 文艺复兴运动的当今学者而言,这个观念不可能为“文艺复兴人”所知,因为他们认为 人文主义者的宗旨是复古。其实,其复古的目标是为了创新,他们从新发现的古典著作 中所汲取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可用以解释其所感受的现实发展的进步的模式。本文试图 以“当时人的眼光”见证“文艺复兴观念”的起源及其与“进步的观念”的互动关系。

      一、缪斯的觉醒

      “文艺复兴”的观念起初仅与诗歌有关,稍后延及绘画。14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一 些人文主义者觉得,诗歌经过一个漫长的僵化时期后开始复苏。因而,他们就用“缪斯 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the Muses]来比喻这种新生。缪斯在希腊神话里是宙斯与 记忆女神所生的九个女儿的合称,居住在奥林匹斯山脚的皮埃里亚。她们原是山林溪泉 的仙女,掌管的泉水是诗歌灵感的源泉。荷马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里开篇就向 她们企求灵感:“告诉我,缪斯,那位聪颖敏睿的凡人的经历,在攻破神圣的特洛伊城 堡后,浪迹四方”,“歌唱吧,女神!”在荷马史诗中,她们是诗歌女神,在奥林匹克 诸神的飨宴上欢唱庆典之歌,把世间诗人欲描述的事件呈现在其眼前,并赋予其创作的 天才。“缪斯的觉醒”即喻诗歌的再生。约1360年,佛罗伦萨首相、人文主义领袖萨卢 塔蒂[Coluccio Salutati]在一封信中提到,是内利[Nelli]和他的朋友彼特拉克[Petra rch]复兴了诗歌。长期被忽视的年老的缪斯恢复了青春,灵感的源泉再度充溢。在他眼 里,新生的缪斯比以往更具活力。所以他断言,同代人彼特拉克在诗歌上胜过古代的维 吉尔,在散文上胜过西塞罗。

      当然,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常把但丁看作第一位唤醒沉睡的缪斯的诗人。薄伽丘 在《但丁传》中曾说,缪斯之神早被驱逐出意大利,但丁不愧是第一位使其重返故国的 诗人,他恢复了已死亡的诗歌的生命。彼特拉克读过这本专著,可对但丁的评价并不那 么高。凡涉及自己的时代,彼氏总是持批评的态度。然而薄伽丘深信,在诗神的引导下 ,他的同代人正以古人的进取精神追求永恒。他们眼前的努力虽似星星之火,但必成燎 原之势,最终点亮那被黑暗所遮蔽的古典光辉。因为,但丁业已探寻到了那被遗忘数世 纪的皮埃里亚泉源,唤醒了缪斯。而彼特拉克又为后人廓清了通往这一源泉的道路,并 恢复了缪斯的元气。

      十几年以后,萨卢塔蒂把薄伽丘也包括在诗歌复兴的先驱行列当中。他写道,即使在 古典古代晚期,卓越的作家也依然可见,后来则衰退了。但随着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 丘这样的“杰出人物的出现”,文学和雄辩术才得以复活。同时,他进一步强调说,但 丁与古人同样伟大。到了15世纪30年代,西科·波伦东[Sicco Polenton]在他的拉丁文 学史中写道,自从尤维纳尔[Juvenal]死后,诗和雄辩术才陷入睡眠状态。然而,在谈 到但丁时,他又极为形象地运用了前述隐喻:缪斯正从漫长的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展 动手臂,轻揉双眸,舒展玉体。

      当论及彼特拉克时,波伦东宣称,在文学成就上,彼特拉克超过了往昔一千年中任何 作家,其功绩在于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诗歌和雄辩术的兴趣。但是,在波伦东未发表的初 稿中,我们发现他把缪斯觉醒的隐喻用于帕多瓦同乡墨萨多[Albertino Mussato]而非 但丁。同时,他也未提及彼特拉克的贡献。显然,他后来的新观念得益于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而文艺复兴概念也在这里萌芽。可以说,它滋 生于佛罗伦萨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自己城邦及当代历史的强烈自豪感。这种新的政治 观点和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导致了对中世纪教会世界史框框的突破,另一方面又导致了 对传统编年史结构的摆脱,因为这种新观念要求把某个特定的国家或民族当作一个有机 的、世俗的历史单元来加以描述。早在14世纪初叶,佛罗伦萨城的编年史家维拉尼[Gio vanni Villani]所撰写的一部12卷本的巨著,就对城邦的世俗史论述巨细不遗,尽管没 有完全扬弃中世纪宗教史学的模式,但它的确是一部十足的佛罗伦萨城邦史。在书的结 尾部分,作者将蛮族侵扰所导致的罗马帝国的灭亡定为意大利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不言 而喻,这一大胆的说法与当时的教会相冲突,但却特别符合佛罗伦萨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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