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财富观念与中世 纪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中世纪的财富观主要来自《圣经》，经常被教会和神学家引 用的经文有以下一些。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以上引文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中世纪的教会和神学家根据这些经文向 世人宣传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积累财产与信仰上帝是对立的，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 只有守贫才能接近上帝，世人应该学习基督，基督没有财产，他为了拯救人类，过着赤 贫的生活。阿奎那说：甘愿奉行赤贫的生活才是获得上帝的爱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 所以中世纪的一切僧团的组织章程都是以守贫作为其基本原则，托钵僧甚至以游乞为生 。 基督教把守贫视为美德，把贪婪视为罪恶。因为人的贪婪产生了现世的财产，从而使 人不爱上帝，不爱人类，所以贪婪应该受到永世的诅咒。当商业发展起来后，教会认为 商业就是一种贪婪活动。由于商业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在中世纪教会对商业历来不赞一 词，更不用说对高利贷了。高利贷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教会把银行、钱庄和私人放债统 称之为高利贷。高利贷虽是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一种表现，它却很易招致社会的不满， 因为受高利贷盘剥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小私有者、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他们怨恨债 主苛刻的利息。神学家和教会认为高利贷者不付出任何劳动，甚至在他们酣睡时还在收 取暴利，这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当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教会对它的谴责也 越来越猛烈。 守贫斥富的观念得以在中世纪存在，有其客观的基础。中世纪是个财富不均的社会， 《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的思想和对统治 阶级不满的情绪。然而人们又无力改变社会的现实，所以只能把对尘世的希望寄托于天 国，于是有了“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这是守贫思想 存在的一个原因。其次，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未充 分发挥其作用。流传至今的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海盗将抢劫来的财宝藏之于深山或埋之于 海岛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守贫思想得以存在的又一原因。 然而社会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财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商业，社会的生产规律不是 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威尼斯、米兰、 佛罗伦萨均为欧洲有数的几个大城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巨商豪富。在15世纪中叶，柯西莫·美狄 奇和乔凡尼·卢西莱依的家产都在100万佛罗林以上，是全欧最大的富翁。 15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不是商人，没有周游世界，没有 阅历异国的风土人情，没有携带一笔钱财回到佛罗伦萨，就不能获得荣誉。”“崇高” 这个形容词在中世纪只用于贵族的打猎、练武等等的活动上，现在贩卖呢绒的职业也被 认为是崇高的了。 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不能 不发生变化，不能不与传统的基督教的伦理观、财富观发生冲突，不能不对一系列的伦 理问题进行反思。 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首先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因为他们最早从实践中认识到， 只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才能带给人以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他们认为发财与信仰并 不矛盾，开始把发财与信仰协调起来。我们在商人遗留下的账本中，常可读到以下一些 祷文： “为了耶酥基督，为了圣母玛丽亚和所有在天之圣者，愿他们怀着宽大和仁慈之心赐 予我们健康、成功，使我们的财产、子女增多，使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得以拯救。 ” “但愿上帝在我的商业中赐予我福利、帮助和恩惠，我指望这种帮助和恩惠能增进我 的收入。” “为了上帝，为了成功，为了利润。” 15世纪60年代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商人巴洛·达·切尔塔尔多写了一本名叫《良好的 习惯》的书，规劝一些生意人不要因为个人的各种杂念而放松发财的意志。他希望商人 ，“决不松懈发财的努力，不要说什么：即使我今天还活在世上，明天我将离开人间， 我不愿在身后留下丰厚的财物，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的双亲也不爱我。他们是这样性情 的人，纵然我给他们保留整座城市，他们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荒唐地浪费、滥用和 消耗光。因为你不知道是否长寿，所以不晓得自己的命运。事实上，我目睹了光荣的国 王、高贵的领主、富有的市民和商人尚在本人健在时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从而过 着贫穷的生活。” 发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不少富人因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 而遭受破产。著名的巴尔济·彼路泽公司倒闭的原因之一，是英王爱德华三世拒付借款 。然而对于切尔塔尔多这样具有进取心的商人，虽然风云难测，仍不屈服于命运，为了 发财，甚至不怕遭到灵魂永坠地狱的谴责。商人法兰西斯科·达蒂尼一方面渴望发财， 同时又害怕来世的苦难，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前者。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主要 指望人，不是指望上帝，人们为此会好好给我以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