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教育的发展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衡量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指标；同时，教育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保证。英国作为率先步入工业化的国家，当时的教育状况是史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教育情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就教育与工业化进程的辩证关系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说明(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见李维：《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和初等教育普及的关系》，《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杨豫：《英国工业革命与民众文化水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4年第4期；程西筠：《论19世纪英国初等教育改革》，《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E.H.赖斯纳：《德法美英教育与建国》，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180页；转引自程西筠：《论19世纪英国初等教育改革》。)。但英国工业化以前的教育状况，国内鲜有论及；至于占当时人口主体的农民的教育状况及其对工业化启动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尚无人涉足。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英国的乡村教育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普通农民阶层教育状况 这里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工业化以前英国教育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教育主要是教会、民间自愿团体、自治机构及家庭的事业。“政府拒绝教育作为国家经营的事业，学校皆由私人捐助或创办而成，没有接受国库津贴，学校设施没有由政府计划或规划，就是课程和训练也没有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注：E.H.赖斯纳：《德法美英教育与建国》，第180页；转引自程西筠：《论19世纪英国初等教育改革》。)迟至1833年，英国政府才开始以立法的形式干预教育，强迫家长送子女入学，并拨款2万英镑建小学校舍。1870年，又根据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威廉·福斯特的建议，颁布了著名的《初等教育法》，在整个王国内对5—12岁儿童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初等教育由此开始得到全面普及。 其二，形成事实上的双轨制。贵族、绅士和其他富裕阶层一般选择公学(public school)、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一类比较正规、条件优越、学费高昂的学校，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最终进入高等学府。相比之下，普通劳动者的子女限于经济条件，一般选择由宗教团体、慈善机构或个人捐资兴办的初级学校，接受最基本的读、写、算的所谓“三R”教育和宗教教义教育。初等教育几乎成为劳动者子女教育的代名词。 上述特征，在工业化以前的英国乡村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自然也是笔者考察和评估英国乡村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种种原因，工业化以前，英国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承担者是教会。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教会对创办学校始终抱有特殊的兴趣，加之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僧侣几乎是惟一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所以教会学校和由教会控制的各类教学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乡村居民获取知识的最主要的场所和来源。早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就通过这样一条法令：每个教堂都应当有一名教师，人选由主教决定。这是教会首次以法令形式规定教师由神职人员承担并由主教指定(注：P.R.科尔：《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2页。)。根据英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教育与教会的关系可上溯到更远的时期。西欧教育史专家利奇指出：“最初，英国教育乃是宗教的产物，学校是教堂的一种附属品，校长是教会的职员。自598年至1670年，凡1100余年之久，一切教育机关完全是在教会的统治之下。……教会法庭对于各学校、大学及学院等有完全司法之权。而直到1540年止，一切教师学者都是牧师会吏之流。”(注：P.R.科尔：《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第206页。)此说无疑有过于武断之嫌，但教会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确是事实。 教会开办的学校无疑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宗教活动是中世纪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村民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时刻，如出生受洗、婚丧嫁娶等都离不开教堂。在一年中，农民有52个礼拜天要去教堂作弥撒。在农民看来，对宗教是否忠诚和信仰，意味着来日能否升入天堂。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大多数带有慈善性，实行免费教育，开支也相对低廉。对于大多数生活拮据的农民来说，让子女接受教育并非全然可望而不可及。在中世纪农奴制盛行的时代，一个农奴的孩子进入教会学校，还有一项特殊的意义，即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后，可能因此改变一生的命运：改变农奴身份，成为摆脱领主各种屈辱性义务的自由人。最初农奴子弟的求学要求肯定受到制约，但不可否认，农奴子弟正在逐渐挤入教会学校；在许多情况下，农奴们宁愿向领主交纳一笔钱以购得子女的教育权。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以至引起领主的不满，他们纷纷向理查德二世(1377—1399)请愿，要求国王制止农奴送子女去学校读书。但国会在1406年还是颁布了那项保证个人受教育的法案：“每个男人或女人，不论其地位或条件如何……均有权利送子女进王国内他们喜欢去的任何学校学习。”(注：H.S.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H.S.Bennett,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剑桥1956年版，第289页。)农奴后代经过学校而步入高级圣职者不少，如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几次由他们出任：大主教温切尔西出身卑贱；雷诺兹是面包师的儿子；齐切利原是农奴羊倌(注：H.S.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