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三件笺证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5-0093-06

      19世纪末的中朝关系实际上是由传统朝贡关系向近代条约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过程，而这样一种近代性转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持续上千年之中朝关系的基本性质，对于此后20世纪中朝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清政府方面而言，至少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之前20多年的对朝政策，应该说主要是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来主导。当时由李鸿章所直接控制的两大海陆军武装即淮军和北洋舰队先后与近代朝鲜发生密切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正因为如此，包括吴长庆、吴兆有在内的大批淮军将领和丁汝昌及其北洋舰队先后多次奉命介入朝鲜问题，或长期驻扎朝鲜，或随时出动朝鲜乃至巡逻朝鲜海域，成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推行对朝鲜政策的两大重要实力手段。拙稿所介绍的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写本三件，就是反映近代中朝关系史上如此一段内幕的重要史料。

      一、张树声等书信写本在韩国的收藏情况及发现经过

      这三件书信的写本，系由笔者于2000年应聘担任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期间发现于该研究院藏书阁。该藏书阁是专门负责整理并保管朝鲜王朝(1392-1910)历代王室图书文献的一个主要部门（另有奎章阁，现归属国立汉城大学），如今则隶属于1978年由韩国政府出资创建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注：有关藏书阁的情况，详见（韩）国学振兴研究事业推进委员会编《藏书阁的历史与资料的特性》，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版。至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简介，则可参见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5页，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条。）。由于藏书阁收藏大量朝鲜王朝的宫廷文献，其中当然也包括涉及朝鲜王朝时期中朝关系史的许多珍贵文献，笔者曾对其中有关吴大澂上朝鲜国王高宗书等资料先后撰文向韩、中两国学界专门介绍（注：权赫秀：《从〈吴清清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第4辑，2000年12月，第203-234页；权赫秀：《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介绍在韩国发现的吴大澂佚文三篇》，《文献》季刊2003年第1期，第178-196页。）。至于此次介绍张树声等书信资料，则可以说是上述介绍工作的一个继续。

      据笔者调查，张树声、吴兆有、丁汝昌三人分别致朝鲜王朝官员的书信三件，均以写本收藏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而且都是韩国国内的唯一本。其中，张树声书信写本收入题为“李鸿章等书牍”的文献之中，吴兆有书信写本则收入题为“唐绍仪等书牍”的文献之中，唯丁汝昌书信写本为单独文献。有关上述书信写本三件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的具体收藏情况，则详见下表一（注：该表系笔者根据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1984年影印再版本，第1209页相关内容而编制。）。

      表一：藏书阁收藏张树声等书信写本情况简表

      

      上述三件书信的写本均使用高级楮纸，并且分别钤盖有“藏书阁印”和“李王职图书之章”，因此编撰《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的韩国学者推定这些写本的抄写时期应在1911-1935年间。查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大韩帝国之后，将朝鲜王朝末代（第27代）国王亦即大韩帝国末代皇帝纯宗(1907-1910）贬为李王，并于1911年开始实施李王职官制，1915年设立于京城（今汉城）昌庆宫的李王职图书室即其一例，所谓“李王职图书之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钤盖到朝鲜王朝历代宫廷图书文献之上。至1918年，李王职图书室下设“藏书阁”，专司原由奉谟堂及谱阁收藏朝鲜王朝历代王室图书文献的收藏与保管，所谓“藏书阁印”亦即出现于此时。

      问题在于，上述收藏印只能说明该三件书信写本的收藏时间至少应在李王职图书室及藏书阁先后成立之1915年及1918年以后（似应包括1915年及1918年），却无法证明这些书信究竟抄写于什么时间。鉴于这些书信实际上形成于19世纪末的1882年至1885年间，而且基本上是以私函形式分别寄送朝鲜王朝相关官员，所以这些书信也可能是由当年接受这些书信的朝鲜王朝相关官员或与其有关的人士来抄写，并辗转流入王宫而被藏书阁收藏。然而，当年接受张树声书信的朝鲜王朝领议政李最应在收到该信不久后便在汉城壬午兵变中丧生，而当年接受吴兆有、丁汝昌书信的朝鲜王朝外务衙门督办金允植的个人文集中也未收录这两件书信，因此目前还无法明确这些书信的具体抄写经过及其写本的流传经过，只能暂付阙如。

      上述三件书信写本，基本上属于比较工整的行楷体，其中张树声函及吴兆有函之写本均严格遵循抬头格式，应是如实反映其原函格式，而丁汝昌函则并未遵循抬头格式，应是抄写过程中的“变样”结果。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收藏在藏书阁之“深宫”，遂使这些形成于1880年代之书信的写本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几乎被世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