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8-0019-06 鸦片战争以降,清王朝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社会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趋势。与西方国家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表现出政治转型领先,社会经济转型相对滞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晚清社会政治转型的起步首先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造成严重民族危机刺激的反应,因而“富国强兵”、“救国保种”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正是这种救亡意识启动了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愿望,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政治的要求。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不断进步,一种与新的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并逐渐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蕴含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步过程,并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日渐式微,民主政治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一批学者开始探索史学在近代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最终提出了建设中国新史学的主张。 应当说,对于上述晚清社会政治的变化和新史学的产生,学术界已分别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将二者结合起来,探讨其相互关系,还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 救亡启蒙呼唤新史学 救亡和启蒙是一对老话题,十几年前学者曾为二者的关系展开过激烈争论。本文无意重提旧案,只是想强调从人们赋予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来说,它们确实有相当大以至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彼此矛盾的东西同时表观出来并呈现出因果逻辑,这种事情也不新鲜。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即晚清时期,启蒙和救亡相牵相挽,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政治意识中相联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十分明显。道理很简单,救亡需要革新,而革新需要运用新思想和新观念,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就是启蒙。所以,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既是政治运动,但是启蒙运动。此时的启蒙,主要是民主政治观念的启蒙。它既为政治运动的舆论先导,也是改造人们思想的途径。政治的进步和国民思想的觉醒则被视为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条件。救亡与启蒙这两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的事情就是这样被自然地统一在一起的。 晚清社会政治发展中救亡和启蒙两大潮流在促进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的新史学。当动员一切力量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成为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中第一要务时,作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重要一分子的史学责元旁贷地应负起它从中国历史的源流方面为人们提供民族意识以增强其民族责任感的重要职责,这自然也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然而,传统史学如果仍沿着旧的发展轨迹为传统的专制政治服务,它就难以满足以救亡、启蒙为主题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因此必须革新。在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对传统史学的继续存在亮起红灯的同时,也为传统史学的革命和与新的社会政治相适应的新史学的出现提出了要求。从救亡的角度看,新史学应能唤起国民的民族情和爱国心。从启蒙的角度看,新史学有着显著的民主色彩:它不再只为统治者所用,而要为国民大众服务。 运用史学这一武器来为社会现实服务,准确地说是为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晚清时期知识分子注重历史研究,改革传统史学以建立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社会的这种需要恰好与传统史学中所具有的为观实服务的倾向相契合。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学术,是研究过去发生之事的学问。在古代中国,史学以其“借鉴”和“垂训”功能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关系,通过记述以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借鉴,通过对古人古事的道德评判和“彰善抑恶”为传统的政治统治提供可依赖的根据与可效仿的榜样。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与传统的社会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适应的协调关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史学能够在传统社会中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然而,当传统的社会政治在近代成为改革或革命的对象时,问题便出现了。史学为传统政治服务不仅不再是其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阻碍其在近代社会继续生存的因素。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传统史学,在晚清社会变革中遇到了革新生存还是消亡这一性命悠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和社会观实的传统对于史学在变化了的社会政治中东山再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而传统史学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以及它能够提供给观实生活中人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和事迹的特点使其恰好可以承担这一重任。于是,在救亡启蒙的呼唤下,知识分子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并迅速形成一股新史学潮流。 须指出的是,自清代中期以后,伴随经世致用学风的再起,由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史学一度偏重考证、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已受到知识分子的批评,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关注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题目,如边疆史地、海外史地等,这就把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到了中国本土之外。这一切都是中国史学关注社会现实传统在新环境中的具体表现。这些努力和尝试是对传统史学进行局部调整,还没有能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引起的涉及到史学的根本改变,没有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并非仅仅通过调整选题、扩展范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从研究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等更为广阔的范围里进行彻底变革才能解决的危机。尽管应当肯定关注现实的史学传统对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适应现实需要的选题的增加为新史学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也为学者们进一步调整和改变史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最终使中国学者认识到史学革命的必要和必须建立新史学则是救亡意识高涨和启蒙思想发展两大社会政治变革潮流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