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法治作为一种观念、制度被比较普遍地理解和接受，是一个长期孕育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近代士人虽还没有法治观念，但中西之间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的冲突已现端倪。二是从19世纪80年代至清末新政。这一时期既是洋务运动深入开展时期，又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初步传播时期。因而这一时期士大夫法治思想的演变，也处于承上启下时期。呼吁司法改革，以资产阶级人道精神、法治原则反思中国法律，是这一时期法制观念演变的主要特点。具体而言：1.进行司法改革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已成为一种思潮。2.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直斥中国法律之不善。要求以人道主义精神对中国法律进行改革，以重民命。3.法律改革之议，已不仅限于刑法改革，经济立法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4.法制思想初露端倪。中国长期以来崇尚以德治国，认为依法治国是刻薄残忍。但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人们对西方的法制思想渐有了解，并对其表现出向往。三是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掀起了一个建设法治国家的高潮，这与清政府的自救和清末立宪派的努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庚子事变后，清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为了争取人心，为了收回治外法权，也为了树立文明国家的形象，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法治思想空前普及，对法治的理解开始具体化、系统化，表现为：厘清法治含义、阐明法治的作用、探讨实现法治的途径。晚清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中国的法治进程还是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