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但现行的几部中国修辞学史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均未提及康有为的修辞论，也许这是一个疏忽或遗漏。 康有为的修辞论主要见于他的《知言篇》和《修词》，前者收入《康子内外篇》，后者收入康同璧、任启圣编校的《万木草堂遗稿》。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我国古代早有“言为心声”之说。康有为继承传统的语言观，提出：“文者，心声之精粹者也。”“文”同样是表达“心声”的工具。康有为认为，文章表达的“心声”应该是精纯粹美的“心声”。这一论断，反映了康有为的修辞观主张情文并重、文质相适。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是文采的意思。孔子很重视文采，康有为同样如此。他写道：“有文，然后能达胸中之意；有文，然后能通意外之言。否则，一物不见，一步不行矣。”文采是对语言进行修饰加工的结果，修辞就是美化语言、增加文采的手段。康有为以“有文”强调言语表达要有文采，强调有文采的言语才能充分表达“胸中之意”，“通意外之言”。康有为还形象地比喻说：“人之有文，犹人之有四体，体不备不足为人，词不备不足成文”，把文采看得如同人的四肢一样重要。人无四肢不行，词无文采也不行。重文采是康有为修辞观的一个特点。 康有为在《修词》的开头即说：“修词之家，禀经制式，酌雅制言。”“禀经制式”，意思是以古代经典著作为规范，选定文章的体制、体裁。康有为以“制式”为修词的第一要事。“酌雅制言”，意思是按照雅洁的要求选用有文采的言词。“制式”、“制言”是修辞的两大内容。按照康有为的修辞观，修辞学就是关于说话、作文“制式”、“制言”的学问。 言辞是传情达意的。言辞达意才能进行思想的交流。“辞达”是修辞的一条基本原则。 如何把握“辞达”的标准，修辞学家们发表过不少意见。清代修辞学家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主简达。以方苞、刘大魁、姚鼐为代表。二主繁简并重。以钱大昕、魏际瑞为代表。三主繁简适中。以顾炎武、洪亮吉为代表。 康有为的繁简论另有特点。他一方面肯定“简要，欲其易诵也；繁条欲其易备也”；另一方面又强调“文章之妙，全在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所谓“说而不说”，就是文约义丰，词简义明，含蕴而不尽说；所谓“说而又说”，就是“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顾炎武语），不得不繁，尽说而不含蕴。康有为实际上是主张繁简当因文而异。他认为，文章本来就是“以曲为主”，应将多余的字、句、段割截削夺以求“繁简得其中”。他认为，文章之妙，不在形式上的繁简，而在畅意尽情。写道：“文章家犹兵法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固不为法度所困。……文章之道至大，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有时尽情敷衍，必畅其意而后止，有时极简括，一宽一紧，一收一敛，一纵一横，精神团结，使读者眉飞色舞。如《项羽本纪》八千余字、《赵世家》万余字，不厌多。《颜渊传》八十余字、《仲子传》六十余宇，不嫌其短。”这是说形式的繁简应当随内容和技法而用，不必困守于“法度”。 康有为认为，文章的繁简，从根本上说，决定于表达者的思想感情和被表达的实际内容。他写道：“有以高简为文者，夫文岂高简之谓哉？有以详赡为文者，夫文岂详赡之谓哉？凡人有忠爱之心缠绵于中，其发于言也，必谆谆繁复，重碎叠叠，其不可已也。有裁制之心蕴结于中，其发于言也，必严简短朴，剪截刚断，其有节也。此发于心形于外者也，不可强为也。忠臣之告君，慈父之诲子，良吏之教民，若是者，岂能自已哉？英主之发诏，猛将之下令，直史之载笔，若是者，岂能使之繁复也？此仁义有所厚也。以六艺言之，《诗》、《书》、《乐》者，仁之发也，故有长言依永之神，咏叹舞蹈之节。‘参差荇菜’凡三言，‘采采芣苡’凡六咏，皆爱乐之意也。‘清庙’之瑟，一唱三叹，亦乐之也。《离骚》之文，重之乱之；《出师》之表，谆之复之，缠绵而莫解于怀也。寡妇之夜哭，如往而复，爱慕之深也。若夫《春秋》之笔，记礼之文，严重庄简，无言外之咏叹，立制裁法，尚节度义之类也。”这段论说，表明康有为的繁简论，不仅紧扣繁简本质，而且紧密联系实际，是很有说服力的。他继承和发展了杨慎提出的“文无繁简，唯求其美”的观点。 “积理”、“积词”是康有为修辞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积理”指学习道理，“积词”指学习言词。康有为认为“积理”与“积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理犹根本，词犹枝叶”。“根本”深稳，才能“枝叶”茂盛。“积理”与“积词”是为文的基础。故云：“未有不读书而能文者。” 康有为主张“积理”、“积词”必须学用结合，古为今用。他写道：“积理有二：一读书通古义；一阅世达今情。”又说：“若积词者，凡读古人之文，记其词采，记其事样，撇画时文之调，以古言为言，积词之谓也。”“通古义”，“达今情”，就是古为今用；“读古人之文”，“撇画时文之调”，就是学用结合。康有为说：“文贵适用，又宜阅世。若不合时宜，纵与上古同风，不过图书彝鼎。”并且指出：“征引古事必求其至切，写古人即是写今人，抚古思今，血泪俱迸。”这些论见说明康有为对待古代文化传统具有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以推进社会进步的观点和立场。 “贵适用”、“合时宜”，是康有为经世致用修辞观最简明的概括，也是康有为修辞论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条基本原则。 关于积词与修词的关系，康有为说：“积词后贵修词。”积词是修词的基础。修词实际上就是选择最能达意的词而用之。“情欲信，词欲巧”。只有“情”与“词”的统一，“信”与“诚”的和谐，才符合“修词立其诚”的要求。康有为认为，六朝的淫丽，秦汉的冷僻，考据家的冗曼，都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根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