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以领导戊戌维新运动而著名于史册。而戊戌维新运动实在是包容甚广的一场历史运动过程，它不仅是变法改革的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康有为本人来说，它还是一次宗教运动。这样说来，康有为实身兼三任：政治改革家、思想家与宗教家。 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和活动，值得更加深入的讨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及其自为教主的使命感；（二）康氏对儒学宗教化的解释；（三）康氏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及其政治化的运作；（四）失败原因的全面检讨。 研究康有为自编《年谱》，可以发现其幼年即萌生“圣人”情结。这恐怕是他后来创教并自期为教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大约产生在他20岁时，即1878年。其《年谱》自记：是年，仍从朱九江学。但有一重要情节，即九江先生甚称许韩愈之文。而康有为颇不谓然，且进而认为“千年来文家颉顽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九江先生“笑责其狂，却从此折节焉”。这使康有为真正从师友那里获取了“成圣”的自信。从此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静坐养心。颇有“得道成圣”之概。自此“圣人”情结深中于心。 康有为自比圣人，毫无掩饰。最了解其师的梁启超说：康有为先生又宗教家也……孔教之马丁路德也。 当年反对派更为敏感。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奏劾康有为，指其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酥，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 康有为要做创教的教主，立孔教为国教，他首先必须对孔子学说作宗教化的解释。 人们都知道，任何宗教都明白承认一个外在于人的另一个精神世界，或者说是彼岸世界。孔子及其重要传人都不曾有过这种表示。为此，康有为大费苦心，于孔子及儒家经典的某些片断作歪曲的解释，让人觉得，似乎孔子承认有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 他并反过来责备前此儒家的传人，皆没有注意，没有正视孔子的这一层思想，是自割学说园地与人，让佛、道诸家独擅，是大愚大错。不过，康氏似乎自己也知道，其说甚牵强，难以服众。他不得不指出，孔子毕竟重人道，重人事。故孔教有别于佛、耶、回诸教。 康氏认为，凡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待人接物，言语行为，凡皆是道，乃至“洒扫即为神功，人事即为道境”。这就是他所说的孔子的人道教。这也就是他要创教、立教的基本依据。康有为煞费苦心地对孔子及儒家经典作了许多歪曲解释使之神秘化，与佛、耶、回诸教接近，然后却又回到了孔子本身，大谈有别于神道教的所谓人道教。其主张之不足以服人，已是“先天命定”了。 康有为把孔儒学说作了宗教化的解释，把孔子奉为教主，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明定国教的主张。他认为世界各国皆有国家宗教。西方国家虽标榜自由，但同时也确定一种国家宗教，备致尊崇。在康有为看来，近世国家，灭人国者，灭其土，不足惧，灭其政权，亦不足惧。如印度虽亡，其婆罗门教犹在，他日犹可以教兴国。犹太国虽亡，人民流离四散，其奉教犹依旧，他日亦必可以教兴国，最可怕的是亡其国教。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即以保教为职志，民国后更加强烈。他明定国教的主张亦始于戊戌时期，而入民国更趋积极，著文、演讲、上书、通电，不一而足，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康氏亟亟于定国教，不仅仅是从其历史哲学出发，而尤有其现实的理由。他既认为，教可以兴国，则中国日受外敌侵凌，内有隐忧，要救国，须先救风俗人心，要救风俗人心，先兴国教。他在戊戌年所上定国教的折子中说得更为明显。按康氏的设想，中国明定国教，以教会名义，与外国教会相交涉，彼教皇无兵无舰，较易交涉。康有为此种想法不免过于天真，且不明国际交涉法理。但其救国心切，可以昭然。 康有为认为，孔儒学说，数千年来深入人心，化民成俗，最为人所尊信。因此，定孔教为国教是最正当的。康氏认为，孔教最适合中国，可以保国，可以致强。这反映出他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 孔子之教，一向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是事实，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孔子学说不是宗教。但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氏早在戊戌年第一次公开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时就说到这一点。他主张由孔子后裔，衍圣公领衔，组织孔教会，上达朝廷，下统各省府州县之分会。民国以后，康氏不再提议衍圣公领衔，而直接令他的弟子陈焕章出面组织起孔教会，专门致力于宣传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在其《中华救国论》中，他又提出一个略与戊戌年的主张相衔接的方案。此方案与戊戌年之方案之区别主要是：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前者最高教主由下而上公举，后者由衍圣公出任。此外，前者明定周日为礼拜和讲道之日，是更近似于西方的基督教。两者相同的是为孔教造成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用组织化的方式，使孔教成为宗教。康氏大兴孔教的一番苦心，两有以也。 人们皆知，康有为釉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成为不少人嘲笑他的一个话柄。那么，他的主张和活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对此，萧公权先生在其《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中做了分析，他的意见大致都可以成立。但论述中分析不很到位，也未指明各点间的内在联系。这里有必要再做一番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