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K31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3)02-0062-07 自从西方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地向东方入侵的殖民侵略活动。及至晚清时期，西风东渐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潮流。面对未曾有过的世界“大变局”，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给各自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各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探讨和研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观，个案分析其对西方认识的异同及其所产生的原因，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不仅同受限于时代，也分别受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及自身的经历所影响。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生于1809年，卒于1874年。曾为林则徐门生，后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先后在江宁、上海、苏州诸书院主讲。李鸿章在回答同治皇帝询问冯桂芬“才识若何，品行有无可取”时称：“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综其所长，于盐政漕务尤为洞悉源流。惟持论务求刻覈，不无偏倚。洋务机要，研究亦深。”[1](P317)他也被张之洞推为“中体西用”的启蒙先贤。他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被梁启超评价为：“虽于开新条理未尽明备，而于除旧弊之法，言之甚详。”[2](P115)应该说，李鸿章是晚清时少数“深谙洋务”的官员之一，而张之洞则是力主“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能被李、张（李、张本身也属知识分子）二人尊崇为对“洋务机要”深有研究和“中体西用”的启蒙先贤，足见冯桂芬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至少是居于前列的。 左久间象山，一名启，字子明，号象山，1811年生于信浓国松代城下（现长野县境内），1864年在京都三条木屋町被暗杀。同冯桂芬相比，在日本思想界，象山有更为值得炫耀的地位和影响。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小林虎三郎、桥本左内、坂本龙马、高杉晋作都曾拜在象山门下，甚至明治时期明六社的成员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茂树等都是他的学生。作为幕末的思想家，象山以其著作《省諐录》而闻名于世，其他著作如《上书》、《象山书简》与《杂纂》也成为日本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他所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更成为幕末开国论者的有力思想武器。 除冯桂芬比左久间象山晚卒10年之外，两人几乎生活于同一时段。并且，两人都是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中长大，都经历了各自的开国巨变，都为各自的国家命运和发展前途提出自己的主张。冯桂芬出身于晚清江南地主家庭，可谓家道殷实，为其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提供了经济条件。史载：“桂芬少年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于书无所不窥。尤留意天文、地舆、兵邢、盐铁、河漕诸政。”“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3](P13 438)象山之父左久间一学是一位有教养的下级武士，曾任松代藩的一职小官吏，家境亦不贫寒，这也为象山的求学儒家文化创造了条件。象山14岁时随本藩儒学家竹田锡命学作汉诗，16岁时又从师于博学且长于经书的镰原桐山，“22岁时就在儒学方面成为很有造诣的青年人”[4](P61-62)。从两人的部分经历来看，均可称之为年少即有名的知识分子。 以仕途观之，冯桂芬在授编修之后，充任广西乡试的正考官，后因母逝而奔丧。及至1851年咸丰皇帝即位时，因大臣举荐受到咸丰的召见，但旋因父逝而服丧。服丧甫阙之时，正值太平军攻陷南京，遂受诏募办团练，协助朝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功”晋五品衔，擢右中允，1862年又以“治团功”加四品衔。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再以“耆宿著书裨治加三品衔”[3](P13 438)。冯桂芬前后为官10年，官至三品，在晚清的知识分子中，也可算是官运得行者。左久间象山1842年任松代藩藩主真田幸贯的海防顾问，晚于冯桂芬中进士两年之后，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充其量只是官的智囊而已，此后基本没有真正做官。非但如此，1854年4-9月，还因为他的弟子吉田松阴偷渡美国未成而受牵连，被投入江户传马町监狱。出狱后便把其在狱中所思考的前此的自我思想、行动及道德主张付之于笔纸，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省諐录》。此后直至1864年4月，被幕府召至京都，任命为一桥庆喜的国防顾问。之后仅3个月，即7月11日便被尊攘派所暗杀，可以说他基本是与官运无缘的。 二 冯桂芬与左久间象山对西方的认识，都是来源于其前人或同时代的人对西方的描述以及自己在本国内对西方的有限接触，而都没有亲历西方的经验，加之两人都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这就决定了两人对西方认识有相同的一面。但由于两人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背景、社会氛围的不同，又决定了两人对西方的认识有相异的另一面。 冯桂芬对西方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的《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和《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均收于《校邠庐抗议》）等著作中。他在《采西学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常为后人所引用，或被作为“中体西用”的先导。左久间象山在其《省諐录》中所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也同样为当时日本思想界所推崇。两者之根本点，都是站在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念上，主张对西学加以利用，从而服务于各自国家之本。在把自己的国家与西方进行比较时，冯桂芬认为：“今顾靦然屈于四国（指俄、英、法、美）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5]这种认识，尤其是“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认识，甚至涉及了政治层面。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是极少见的。这一点，左久间象山也是难望其项背的。左久间象山虽以《省諐录》而闻名于日本思想界，但此书实际很少表述他对西方的认识。他对西方的认识更多的则是在他的《上书》、《象山书简》、《杂纂》中反映出来。他在1858年3月给梁川星岩的信中说：“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之大经纶不可。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理发现新大陆、哥白尼发明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实理这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为务实。由是，欧罗巴、亚美利加诸洲逐渐改变面貌，及至蒸汽船、电信机等之创制，实属巧夺造化之功，情况变得惊人。”[6](P377-378)他还在其《杂纂·赠小林炳文》中，对他寄予厚望的这位弟子说：“近年西洋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秖足以资吾圣学，而世之儒者，多为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不特不好，动辄比之为寇仇。宜乎？彼之所知，莫之知；彼之所能，莫之能，蒙蔽固深，永守孩童之见”。[6](P421)左久间象山不仅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情况变得惊人”，看到了西方的“务实”和“实理”，而且还指出自己人敌视西方、不了解西方的做法是“永守孩童之见”。这种认识不仅包含了冯桂芬的“人实不如耳”的思想，而且不同于冯桂芬的是，他没有停留于不如人的认识上，而是对这种不如人的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