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时局日艰，一些先进之士认为民众散漫乃中国弱败之原，救亡图强之法在于“合群”。甲午后合群之论在维新人士大力提倡下，形成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恰在此时，西方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并且很快与合群之说形成一种杂糅错综的关系。因当事之人将这两种学说都称作“群学”，而后人未能深辨其中名实的同异，因此造成学术上的一些误会和纠纷。本文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中心，梳理其中纷纭委曲，以呈现清末群学繁委纡深的本来面目。 一 关于清末的群学和合群思潮，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但多集中于对群学、合群思潮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的关系方面。论者指出，甲午战后，因维新人士提倡合群、创办各种学会，从而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注：参见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0-263页。王宏斌《二十世纪初年的“群学”》（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一文，对20世纪初年的合群思潮也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多数学者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实与历史的真实面相相差甚远。仔细考察前人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仍有游移和自相矛盾之处（注：陈旭麓先生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同时又指出：维新派“是借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已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解”。（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杨雅彬认为：“虽然19世纪末提到的‘群学’一词，不完全等同严格而准确的社会学，但确实掌握了社会学的核心。”（参阅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群学是否是社会学这一问题，论者各执一词，实为分歧的焦点（注：韩明谟认为，“康有为在长兴学舍讲的群学就是社会学”，并说群学“就是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参阅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萧国亮判断康有为的群学“应是西方之社会学”。（参见袁方主编《社会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页）陈树德却认为，“当时康、梁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参阅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丁乙也认为康有为的群学是否“初传中国之西方社会学”，“大可值得商榷”。理清其中是非，实为研究晚清思想文化特别是社会学史的一大关键。（参阅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于是有广义、狭义说（注：王宏斌指出：“英文Sociology，严复译为群学，现在译为社会学。从广义方面讲，包含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当时维新派普遍使用的则是狭义的群学，即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学说”。（参阅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第1页注释）），两层含义说（注：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见该书第94页））等等。尽管这些论说与以往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确有很大进展，但仍未能正确揭示当时群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众多学者关注的重心是群学、合群思潮与维新实践即创办学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群学与严复的群学事实上存在的重大区别。 1895年底，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说：“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69页。）后在追述强学会成立原由时又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29页。）1896年11月，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31页。）谭嗣同在《壮飞楼治事十篇》第九篇《群学》中，用佛教思想阐发“群”的观念，将“群”完全等同于学会，并且点明以学会实现“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目的（注：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3、444页。）。可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合群的重心在开学会，其目的是开风气、求富强，为变法制造声势。梁启超则抱有更大的希望：“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起点”，“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维何？惟归之学会而已。”（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湖南应办之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2)，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553、555页。）欲借学会以扩大士绅阶层的政治权力。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政党、议会等制度极为推崇，因此试图赋予学会以西方政党、议会的性质。康有为曾在诗题中提到“同开强学会于京师，以为政党嚆矢”（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3页。）。戊戌年保国会遭潘庆澜奏劾而安然无恙，次年康有为述其原由时说：“盖吾正月之折，以请开社会局，明会党之善，又编《日本会党考》，附《日本变政记》进呈，上知各国通行之俗，以开民智而励士气者，故不禁也。”（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0页。）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保国会即含西方政党之意。1911年康有为撰《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述该党组织源流时说：“中国数千年未有政党也，甲午东败，乃始倡之于京师，曰强学会。”以强学会为中国政党始祖，并将后来的保国会、保滇会、保浙会、粤学会、闽学会、燕学会、苏学会、关学会、南学会、蜀学会等都列入政党之内。（注：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61年，第49页。）梁启超谈到强学会时也说：“彼时同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词》，《戊戌变法》(4)，第254、255页。）康、梁的叙述不免有事后将原迹放大的嫌疑，尽管如此，由他们发起组织的各种学会确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大约没有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