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史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已是一相当重要的领域，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而其方向是多元的，从较宏观的疾病与人群的生态关系史（注：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是William 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NY:Anchor Books,1976。），到个别疫疾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如鼠疫、天花、霍乱、肺结核、梅毒到艾滋病等等。史学家发现疫病对社会的破坏性、对历史的影响往往不亚于战争。另一方面，史学家也从疾病的观念、治疗方式等分析医学的发展，这个方向对西方在19世纪末医学革命以前的医史研究意义尤其重大。（注：如Margaret Pelling,Cholera,Fever,and English Medicine 1825-1865.Oxford,1978。）近年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研究重点之一，也在疾病与医疗史。（注：近年来主要的著作之一是以帝国主义角度探讨热带医学与疾病的Douglas M.Haynes,Imperial Medicine:Patrick Manson and the Conquest of Tropical Diseas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nia Press,2001。）这个重点在印度近代史研究中成果较丰硕（注：如较近期的Biswamoy Pati与Mark Harrison合编的Health,Medicine and Empire.Sangam Books,2001。）。这些研究充分显示医疗与疾病并非单纯生物性的问题，除了较早期的研究彰显了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之外，疾病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在这方面，麻风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不单有源远流长的宗教意义（注：S.N.Brody,The Disease of the Soul:A Study in the Moral Association of Leprosy in Medieval Literature.Ithica,1974.），同时麻风病患与社会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来自深层的文化因素，单纯的生物性因素已无法充分解释这种关系。（注：傅柯著名的说法之一就是西方社会在每个时代都有被社会排斥与隔离的人，在近代以前，就是麻风病人，近代则由精神病人取而代之（见下文）。同时，大部分社会麻风对病人的污名化程度，远超过其疾病的严重性，如日本在1990年代后期才释放隔离在孤岛上的病患。）本文针对麻风病的隔离问题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史意义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特别是有关“科学”、传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西方，麻风病代表了最深重的罪，为社会所恐惧与不容，麻风隔离的做法自12世纪末开始（注：西方大部分史学家认为麻风病患最初被隔离的原因主要是宗教上的。基于麻风是“罪”的终极象征，1179年天主教教会最高会议重申麻风病人必须被彻底隔离，不能上教堂。他们此后被认为是“活死人”，即已丧失活人所有权利与自由的人，同时还有仪式来象征他们在人间的“死亡”。此后欧洲各地纷纷建立收容麻风患者的处所。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甚多，例如R.I.Moore,The Formation of a Persecuting Society.Blackwell,1987,pp.45-59.Francoise Bériac,Les lépreux aux cagots.Recherches sur les sociétés marginales en Aquitaine médiévale.Bordeaux,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1990。法国学者Touati认为中古早期法国麻风院的建立与传染观念无关，完全出于宗教与行善的原因。（参看F.-O.Touati,Contagion and leprosy:myth,ideas and evolution in medieval minds and societies.In L.Conrad and D.Wujastyk[eds.],Contagion.Perspectives from Pre-modern Societies.Ashgate,2000,pp.179-201））。但从16世纪开始，麻风在西方渐消失，许多隔离院被荒废，有的变为防鼠疫、治梅毒的隔离病坊。（注：G.B.Risse,Mending Bodies,Saving Souls:A History of Hospitals.Oxford U.Press,1999,p.184.Foucault则在其经典著作《疯狂的历史》中认为在近代西方社会，疯狂取代了麻风，成为社会要隔离的病。M.Foucault,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Paris:Gallimard,1972,p.18。）麻风曾带来的社会焦虑与恐惧渐被遗忘。直至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非洲建立殖民政权时，麻风重新被西方人注意。他们似乎在这些“落后地区”看到类似欧洲中古“黑暗时期”的重演。透过西方的传教士、医生等，麻风隔离的做法被引进世界各地，在亚洲的印度、朝鲜、菲律宾、夏威夷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均纷纷建立麻风院。这个趋势主要发生在1874年以后，当年发生了两件与麻风病相关的重要事情：其一是挪威人韩森(A.G.Hansen)发现了麻风杆菌Mycobacterium leprae；其二是在夏威夷麻风村服务的比利时传教士戴勉(Damien)神父感染麻风，轰动全世界。这两个事件大大加强了麻风具高传染性的理论。与此同时，“热带病”这门新学问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方兴未艾，麻风病遂被视为落后的热带地区的流行病之一。而中国也成为西方教士与医生实施隔离麻风病患的实验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