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26 文献标识码：A 清朝国家经制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兵员极其有限，早在清前期即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绿营军是汉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绿营军制度上存在着的严重弊病，养成了绿营兵将漫无纪律、慵懒涣散、钻营猾巧、谋利敛财、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军“兵”之外，各营多有“勇”的名目（注：自嘉庆平定川陕白莲教之役，绿营募勇始渐成风。）。“勇”是为充实绿营军兵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的。“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惟从绿营将弁指挥。其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供应。这些“勇”多为无业游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19世纪战乱之时，绿营军中的“勇”成了扰民、兵变的主力。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清大吏孙锵鸣奏称“广西难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处。其召募之广勇及各处壮勇，均不受节制。战不向前，处不安静，并有暗中通贼者，间于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湖勇尤节节滋事”。各勇骚扰的严重程度，从清廷相对应的严厉措施可以看出。咸丰帝谕令琦善、向荣、陈金绶等将不法各勇“严行查拿，就地正法，所过地方官均饬令一体严办。各属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地拿获格杀勿论”；“仍著向荣于所带募勇，加意防范，总宜陆续设法遣散为要，慎勿勉强羁縻，以贻后患”（注：《清文宗实录》卷五二、七一、七二、七八、八五、八六、一七三、二二五。）。19世纪中期战乱中，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须兵力的上层政权则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来。 清代基层社会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对于基层社会组织招募的专业武装——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不逞之徒的滥入，或从团勇拣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 事实上，19世纪中期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奉州县各级官员号召，已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如安徽有举人李元华所率六安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所率合肥勇等。咸丰帝亦下谕旨：“安徽、河南、山东、江南交界地方……有自备资斧，募勇投效军营，立即奏请优奖，或给官职，或给翎枝、勇号。”（注：《清文宗实录》卷九四。） 另一方面，清朝军政各级官员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绿营原有“兵”、“勇”之外，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练勇”的背后，是源于保甲的“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如咸丰二年(1852)十月，“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招募练勇事宜”；三年(1853)正月咸丰帝谕令周天爵“即将现在所募亲信练勇或属百人或千人，自成一队，查看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注：《清文宗实录》卷七三、八二。）。在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率基层社会武装“练勇”协助国家经制军绿营征战，本是双重统治格局下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上层统治者，则是一方面利用基层社会武装调整组织兵力，一方面限制基层社会武装过分发展的一箭双雕之举。 以安徽六安为例（注：同治《六安州志》卷十六，《兵事》下，《西乡九保起义攻城始末》、《咸丰四年克复六安始末》、《东南三十二保攻舒保六始末》。）。 咸丰四年(1854)四月，六安被太平军攻克。六安西乡九保各绅董纷纷“起练”、“起勇”，“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并齐集苏家埠保，约期攻城。失败后，举人李元华等再檄东北乡各保绅董，各领练勇，分四队攻城取胜。咸丰帝以六安官绅“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力克坚城，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将有功各绅分别授予文武官职：茅念劬为直隶州知州、李元华为知州、赵霖为守备等。 可知六安各绅在州城被太平军攻克后，以保甲团练为基础“起练”、“起勇”，组织了基层社会的专业武装“练勇”，并率之攻城复城，而“不费公家一兵一饷”，说明这支“练勇”初起之时，完全是基层社会组织自己的武装。然其后各绅分别被授予文武官职，特别是“守备”这样的绿营武职，则反映了清官方将其纳入上层军力结构的企图。 六安克复后，“官绅招居民编练丁以备城守”，时福建陆路提督秦定三率绿营兵勇15000名至，檄六安练总曹远荣为前导。曹远荣将秦军导至资助其练勇的“旌德吕姓”商贩积谷所在地酆镇驻扎，而后传集各保绅董共议助攻。有举人尹宝圭献策“攻舒（城）保六（安）”，遂商定各保按贫富大小，定所出“练勇”之多寡；其不得力者，“则出资如所派”，曹远荣“别募精壮以应之”。这些“练勇”统一号称“曹勇”。六月，“曹勇”齐集，不下一万数千人。“绿营居锅底山，而曹勇星罗棋布分据各村庄”。秦定三乃“传队分路”进攻舒城，并于城外击退太平军援军。曹远荣因之被“钦授”五品衔，尹宝圭授知县，“均赏蓝翎”。十二月，城犹未下，各绅董“忧费之不继”，与曹远荣议裁勇数，留勇2500名，其中200名分驻招庆寺等各保防合肥土匪，2300名随营。翌年四月，“盐菜钱竭”，曹远荣通禀各大帅，安徽布政使“拨解银一千两”；知州茅念劬调曹远荣之子曹继文赴西乡剿匪，获匪掠竹木，变价得钱七千余串，拨充勇费。秦定三在舒城城下建立营垒，将曹勇分为五营，围其西北；调孟勇、舒勇围其东；自率贵州开化兵勇掘两条地道，即将穿城。城南又有桐城绅士胡子卓招募练勇。太平军担心合围，于咸丰六年(1856)正月撤出。是役“历时二十一月，用费三十余万”，东南乡32保各绅董“竭力筹办”，居民“竭力输将”，曹远荣晋四品顶戴换花翎，尹宝圭晋知州。既克舒城，秦定三调“曹勇”进攻桐城，曹远荣以无饷辞。安徽巡抚命庐州知府、颍州知府会筹。遂选勇一千名，以舒城、桐城、六安各负担三分之一饷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