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3)05-0065-08 民变，古已有之。《东周列国志》谓：“（周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年民变之始。”此后，历代历朝屡见不鲜，王朝末年尤盛。然而，辛亥前十年民变地域之广、次数之多，参与者及引发民变的因素之复杂，前无古人（注：民变，《汉语大词典》释义为：“旧指民众暴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东周列国志》谓：“（周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年民变之始。”由此可知在古汉语中“民变”指具有某种正义性、以暴力反抗“暴虐无道”、丧失“天意民心”的朝廷的行为。清末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谓“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则将西洋人的议会争辩与民众抗议皆纳入“民变”的范围，基本意思不变。1949年后中国大陆发表的文章、书籍中，“民变”的词意扩大，往往把毁坏新式学堂、反禁烟、反户口调查，甚至把挟嫌报复、哄抢富户、杀人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行为皆视为反清“民变”。下文列举的各家统计数字多如此。从广义上说，此起彼伏的各种反政府、反社会行为固然是王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一旦汇成大潮，便成为推翻清政府的社会基础。但就严格意义而言，毁坏新式学堂、税务机构等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至少是违背公德、目无法纪；至于为一己之私杀人放火、盗窃抢劫、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等，在任何社会都属于犯罪；部分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恐怕含有分裂祖国的动机。由于清代官方资料及当时绝大部分报刊将宣传民主、反清革命与盐枭、盗贼、土匪、分裂祖国等活动均称为“匪”，除一部分能够明确辨析其性质外，多数含混不清；加之引发清末游民、失业贫民反政府、反社会行为的原因十分复杂，故本文仍将其视为“民变”的一部分，但区分其不同的性质与产生原因。）。 一、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 近代中国历史上，19世纪40至70年代是民变的高峰时期，此后稍有缓和；19世纪末再次勃发，20世纪初进入新的高潮。从目前所见的档案、资料看，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民变遍及除台湾外的全国各省区，计1300余起（注：案：因《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故此后清廷的档案中没有有关台湾的事项。），平均每两天半一次，实际次数可能更多。 就发生次数而言，目前所见的几种数据差别较大，说法各异。 杨庆堃先生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的民众活动作了统计，得出的数据是：1836～1845年，246次；1846～1855年，933次；1856～1865年，2332次；1866～1875年，909次；1886～1895年，314次；1896～1911年，653次[1]（注：案：比之清末民变的“全民参与”、“无地不有”，1856～1865年间的民变数量虽多，但主要是以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造反为主，形式种类要单纯得多。）。考虑到《实录》所载主要是上报中央的大、要案，地方自行处理的案件一般不计；同时，各地方官皆有自保其身、免受责罚的趋利避害行为，上报的案件数必然小于实际发生数，因而依据《实录》统计的数字明显偏低，辛亥前十年尤其如此。 依据张振鹤、丁原英所编《清末民变表》计算，1902～1911年间各地民变共1300余起[2]；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计，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1905年至1910年共1017起[3]；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列有抗捐抗租抗税、抢米、秘密会社、反洋教、反户口调查、少数民族反清等项表格，总计清末民变不少于553次[4]。但对照其它资料，仍有差异（注：如乔志强所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农民革命斗争大事记》录有1901年3月至1911年底各地农民（包括会党）反清、抗捐、吃大户、反洋教等事件，共计326次。）。 由于民变情况复杂，原始资料量大且分散，难以收集，加之统计标准差异等因素，准确计算清末民变的次数确实很难，甚至不可能。但仅就《清实录》及故宫档案保存的各地不得不上报中央的大案、要案的数字看，清末的民变次数、参与者人数远远高于已经动荡不安的嘉、道时期，比之19世纪后半期亦有大幅度上升，其职业、身份等也远较此前复杂。 美国学者安乐博分析研究了他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题本和奏折中找到的183个刑案。从这些案件看，1796～1839年四十余年间，广东拿获盗匪匪首126名，平均每年不到3人，主要罪行是偷盗[5]。就全国而言，此期虽也有白莲教、林清之类震惊朝野的“民变”，但数量极少，其行为是孤立的、个别的，并未引发全国响应。19世纪末已有明显增长，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光绪二十一年湖北全省因杀人抢劫，罪干斩决、斩枭，就地正法者，“计案五起，人犯十八名”[6]。 清末民变的年发生率超过清中期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倍，比之甲午战争前后也有大幅度上升；有组织、有预谋，纵横相连，互为声援，通都大邑亦常见，且人烟愈稠密，匪类愈繁滋；参与者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士农工商、官吏兵丁，无人不匪，无地无匪；性质上从偷盗抢劫这类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主变为“全能”：偷盗、抢劫、罢工、罢市、学潮、兵变，走私、贩毒，开场聚赌，纠党劫物，掳人勒赎，杀人放火，拘官戕官，直至武装反抗、革命排满，无所不有。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仅广东一地拿获近万名“匪徒”，光绪三十四年一年，湖南“拿办各犯”，除“开立山堂、勾党谋逆”的数人不计外，罪大恶极、就地正法的会匪、强盗首要“共一百五十五名。其余各省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首都是统治中心所在，历代历朝皆为控制最严的区域，清末连京师也成盗薮：“其行劫也，地不必荒僻，时不必昏夜，往往纠党数十人，破扉直入，银钱衣物搜掠无遗；且皆携有火器，事主偶或拦阻，必至伤生。故一遇绿林豪客惠然肯来，相率匿迹销声，任其囊橐充盈，扬长而去。事后又惧其挟仇报复，不敢报官请缉。即报官矣，地方有司循例履勘，捕役缉贼追赃，而经年累月，迄未弋获。以故盗匪之胆愈大，而民间之害愈深。”[7]由是有人建议仿照西方国家与中国租界，设巡捕防范，费用派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