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港澳虽然被外国势力以不同方式夺占控制，脱离清王朝的管辖范围，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毕竟与粤省乃至内地其他地方如上海等关系密切。而且当时两地与内陆来往并无障碍，社会各界的交往移动相当频繁简便。同时，清政府的统治权力不能进入港澳，港澳与内地法律制度不同，使之无形中成为一些逋逃客的避难所，两广一带会党与绿林盗匪的狡兔三窟，往往以港澳为其一。殖民统治下的港澳开明人士，了解世界大势，国家民族意识开通较早，加上与内地联系多，利害关系深，对中国的革新变革相当关注，除不断发表书面意见外，有的还参与实际策划和行动。港英当局基于自身以及整个英帝国的利害考虑和理念差异，对一些亡命客予以庇护。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人亡命海外，自然选择地近广东、内外联系便利的港澳为重要活动基地，以便组织指挥在内地展开的勤王运动。可以说，港澳之于保皇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保皇会在港澳的组织与活动属于秘密一面，当时固然讳莫如深，事后保皇派又始终处于政治发展与历史记忆的主流之外，搜集相关史料，探究史实者为数不多。近20年来，随着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所藏史料陆续披露，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不断有所探讨。不过，此前对于保皇会的研究严重不足，许多函札写于军情紧急之中，条理不清，又牵涉隐秘，利害相歧，态度不一，言词各异，事实与传闻相互纠葛，解读相当困难，令人真伪难辨，更不易把握各种言行背后的所以然。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前人论著虽然有所论及（注：汤志钧《变法维新与澳门》（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374页）以《知新报》为核心，论及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与澳门的关系及其在澳门的活动，其第四节略述保皇会澳门总会及其庚子勤王期间的筹款、购械、运械。），与已出资料的丰富内涵相比，所余空间仍相当广阔。 一、港澳二何 戊戌政变事起突然，康有为等人仓皇出走，除依赖英日等国的救援保护外，毗邻粤省的港澳成为重要的急救中转站。1898年9月25日，逃到上海的康有为在吴淞由英国兵舰转上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公司“琶理瑞”号(Ballarat)船，即致电澳门《知新报》的陈继俨（仪侃）、刘桢麟（孝实）、何廷光（穗田）等，告无恙，嘱其救家人。又电云衢书屋、万木草堂，嘱即移家澳门。9月29日晚，船抵香港，何东和港督所派之辅政司、总巡捕来迎，为防止清廷实施暗杀，安置在英巡捕房中居住。 康有为与港澳的关系，由来已久。戊戌之前，康有为曾经3次访港。1879年，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转而注意西书、西报，“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注：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1887和1896年，康有为又两游香港，他与何东相识于何时，以及如何相识，不得其详。但由此开始的交往，却为日后康有为亡命之际谋生存乃至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 何东字晓生，原名启东，1862年12月22日出生，后来成为香港华人首位获得爵士荣衔者。（注：IreneCheng,ClaraHoTung:AHongKongLady,HerFamilyandHerTimes(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9),pp.1-7.）他本人及其家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聚资百万，相继投资于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糖业、花纱、煤炭等行业，字号遍及长江流域、华南、华北各口岸及澳门、菲律宾、爪哇等地。1899年2月20日，趁英国商务局派员来华调查通商事宜之机，由何东发起倡议，全港绅商1700余人在中华会馆集会，何东演说振兴中国商务。（注：《香港绅商演说商务汇述》，《知新报》第79、80册，1899年3月2、12日。）7月，又发起组织华商公所，以联络感情，推进华人商务。（注：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96页。）戊戌政变后，何东曾托人到广州接康有为家眷，虽然后者已先期脱身，仍令康有为感到“侠士高义，令人感泣”，康有为到香港后，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安全无虞，生计却不易维持，加上其一家大小先后辗转来港，更加困难。10月6日，在何东的帮助下，康有为移居何家，何东“复赠金数千，以安羁旅，藉以济宗族及供游赀焉”（注：康有为：《我史》，第61页。）。 康有为到澳门的次数相对较少，关系却更深。1896年11月，康有为由香港至澳门，与何廷光合议集股创办《广时务报》（后正式定名为《知新报》），成为继《时务报》之后维新派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何字穗田，原籍顺德，为澳门葡籍巨商，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何为其“最得力之好友”，时时相助。何廷光思想较新，“尤热心爱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据说他是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唯一东道主”，不仅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出任《知新报》总理，使得康门得一重要据点，康广仁、徐勤（君勉）、麦孟华（孺博）、刘桢麟、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树园）、王觉任（镜如）、陈继俨、欧榘甲（云樵）、梁铁君等人群集其地，陈荣衮（子褒）、康圉子、张寿波（玉涛）等则各倡办学校，以谋独占该地之教育权，均大得其助，（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页；《本馆总理撰述翻译名列》，《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其时维新各派均看重澳门与何廷光，梁启超自称“以澳门为可用之地，何穗田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赞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3页。）。邹代钧则函告汪康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何穗田，虬髯之流亚也，可佩可佩。澳门一隅，不特为秦人之桃园、管宁之辽东，并可为海外之扶余，不可失也。君等如有意于澳门，幸为我留一席，愿策杖从游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3页。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