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学科，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李大钊自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李大钊“自觉地把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与对中国现状分析结合起来”（注：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一系列观点无疑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构的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先导。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注：参见伊祥霞《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杜蒸民《李大钊的中国近代史观》，《李大钊研究》第7辑，1997年。）；本文有所不同，将以20世纪30年代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为参照，侧重于讨论李大钊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揭示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传统中国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李大钊在古史研究中对土地制度史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分析传统中国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话，那么，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探索，其目的则在于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李大钊认为：“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注：《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钊文集》版本相同，不另注明），第225页。）所以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析，尤其注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并进而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所要进行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李大钊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形势，这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及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指出：“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然兴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台湾、满蒙、山东、福建等地渐为外人所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由此，中国的阶级结构亦发生变化，“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3-144页。此处的“无产阶级”一语与后来的涵义不同，比较宽泛，大意指受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各劳动阶级。）李大钊的论述说明，由于近代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这一新形势，中国社会发展遇到新的阻力——帝国主义，这是阻止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根本原因之所在。李大钊说他“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注：《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235页。）这就阐明了近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的一个新特点，即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而开始特殊的历史的。所以李大钊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69页。此时的“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是一个正在提出的概念，尚不普及。）。 李大钊认为军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存在那种割地称王于一方的军阀，但没有外国势力的插手。而近代中国的军阀就不同了，它有西方列强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李大钊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页。）中国的内部纷争表现为军阀之间的战争，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结果。李大钊认为，中国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军阀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了帝国主义则军阀不能生存。他说：“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地依靠着帝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方面，它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它与中国军阀勾结的标准。”（注：《中国最近之政变》，《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7页。）李大钊还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的背后靠山以及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争斗。李大钊说：“现在各种军人省长之间都在你争我夺，然而，这个斗争不只是军人省长之间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日本一直在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国和美国则支持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注：《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2页。）所以李大钊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要发展就必须“为最后推翻军阀斗争到底”（注：《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27页。）。显然，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推翻军阀”是从革命的角度而言的，与后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反封建”概念有所不同，其内涵要小些。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形势的分析服务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由此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李大钊在解释和说明上述论断时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页。）1924年9月李大钊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内战之间的关系。他说，在华北和华中由英、美资本家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集团正在同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和段祺瑞集团进行着角逐，因此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是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和支持的内战。所以李大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大众解释清楚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竭尽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以进行阶级和民族的决战。”（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1页。）进行阶级的决战就是反抗国内军阀的斗争，进行民族的决战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样，李大钊就在阐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障碍的同时，逻辑地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并指出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是完成这一目标的根本要求。李大钊说：“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