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洪斌(1972-),男,江苏苏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学史及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南开大学 历史学系,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南开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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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9;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5-0009-06

      梁启超在他的黄金时代,以新锐的思想和浪漫的文字征服了包括胡适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坦然承认,“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由后学一变而为先进,梁启超晚年大量系统性的学术著作,却是在胡适及其著述的刺激下完成(注:不少民国学者对后五四时期梁、胡二氏学术的亲密关系,皆持类似的观点。譬如钱穆就说:“梁任公谈诸子,尚在胡适之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出胡后。”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4页。伦明说:“(梁任公)晚岁友王静安、胡适之诸公,学益近。”参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75页。钱基博说:“梁启超清流夙重,亦心畏此咄咄逼人之后生,降心以相从。适之亦引而进之以示推重;若曰:‘此老少年也!’启超则沾沾自喜,标榜后生以为名高。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5页。梁启超的“晚年变法”,胡适及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一直接的刺激,但也有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并非全是盲目“跟着诸少年跑”。)。梁启趣和胡适的初晤,无疑是梳理二十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中两人思想学术碰撞的起点,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因为史料误读而长期没有还其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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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晚年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替亡友丁文江(在君)写了一部传记,中间谈到和梁启超的初识:“我认识在君和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任公的考察团中还有蒋百里方震、张君劢嘉森诸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大概也在那个时期。”[1](p.52)对于这段回忆,胡适的学术助手胡颂平作过考证,结论是:“先生从(民国)四十四年秋到四十五年春天写完《丁文江的传记》。那时《梁任公年谱长编》还未印行。根据《梁谱》收录先生的信札,先生和梁任公初次见面是在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传》内说‘认识在君和新六好象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因记不起确实的年月,故用‘好像’二字,其实是他未出国以前的事。任公是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启程赴欧,九年三月五日返抵上海。”[2](p.328)据此,胡颂平在编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将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晤时间确定在1918年11月23日[2](p.327)。

      1918年11月,天津南开学校举办建校十四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校演讲。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也接到邀请,行前他请曾任梁启超秘书的徐新六(振飞)致书于梁,代为介绍。11月20日,胡适又亲自去信,表示“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徐、胡致梁启超的两封信都收录在《梁启超年谱长编》里,编者并且加上一段说明性文字:“是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3](pp.872~873)

      梁启超和胡适的两种年谱都认为二人初晤是在1918年11月23日,唯一的证据便是上引胡适致梁启超的信。严格地说,在缺乏梁、胡见面的直接资料的情况下,这封写在三天前的信,仅能说明11月23日两人有可能见面。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梁、胡会面的直接证据。因此,有些论著一方面接受两种年谱的说法,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梁、胡见面的具体详情无从知晓。而大量的论著则不作辨析,直接沿用两种年谱的说法(注:完全袭用梁、胡年谱说法的有关著作,可参见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第1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份不清);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67页;白吉庵:《胡适传》附录《胡适年表》,人民出版社1993年。承认见面情况不明的论著,参见耿云志:《胡适与梁启超》,收入耿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71~172页;赵润梅:《胡适与〈老子的时代问题〉》,收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有意思的是,在当事人之一胡适的1920年3月21日的《日程和日记》中却赫然记着:“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详后)这段文字恰好和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回忆遥相呼应。胡适在日记里郑重写上“初见”两字,似乎不是随便写的,如果一年前他和梁启超的确有过一次见面,就不会加上这两个字。它提示我们,是不是存在某种原因迫使双方最终未能实现计划中的那次会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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