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称张之洞为晚清洋务派的殿军或后期洋务派首领。说他是洋务派，主要是因为他注重学习西方，并在近30年的政治活动中，为了国家富强，在学习西方的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去考察，把它置于晚清统治集团各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来评论，说他是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似乎更加合适。 清朝统治到了嘉、道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空前深重的政治危局，围绕如何挽救危局这个根本性问题，在统治集团内部实际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一派是看不见或不愿看见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局势，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的守旧顽固派。其代表人物有倭仁、徐桐等；另一派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为增强镇压人民能力而购买了大批西方枪炮，兴办了一些军民用工业的洋务派。他们虽然在推进中国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一贯推行妥协投降政策，从政治上考察，实际是投降派。其代表人物有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再一派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他们为了拯救清朝统治，希望通过改革和师法西方，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就是统治阶级改革派。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张之洞则是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后起之秀。 一 晚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早在嘉庆后期就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统治危机日益深重，发出了社会进入衰世的呼吁，倡言改革。到了道光时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希望通过改革，以挽救清朝统治的政治派别——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在这一派人物之中，政治首脑是陶澍(1779～1839)和林则徐(1785～1850)，提出改革理论和出谋献策的则有包世臣(1775～1855)、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此外还有一批力主改革的积极分子与实干家。（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改革派情况，笔者有《鸦片战争时期的改革派概论》一文可供参考。该文载《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他们以江苏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鸦片战争后又及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一步把改革向前推进。 陶澍、林则徐等不但积极推行各项改革，而且十分注意发现和培植改革人才。晚清中期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如左宗棠和胡林翼等，都是由他们敏锐识拔和着力扶植成长起来的。 胡林翼(1812～1861）从小就受到陶澍的关爱与培养，陶曾将林翼带在身边，亲自教养，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在陶的精心培育下，胡林翼23岁考中举人，24岁高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38年散馆授编修。1839年大考二等。但此后有一段曲折，变得意志消沉，流连于山水之间，无意仕宦。这时陶澍已于1839年去世，而林则徐深信胡林翼才堪大用，先是致信劝勉，望他不必灰心丧气。1845年，林则徐从新疆释回，半年后出任陕西巡抚。在职期间，为了促使胡林翼早日复出，他又专折奏报朝廷，由陕西捐输案为胡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胡在贵州安顺、镇远等地做知府数年，治绩卓著。后来，由于林则徐竭力举荐而一年三迁的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又把胡林翼调到湖北帮理军务。因为才华出众，没过多久，胡林翼即由按察使升任湖北巡抚，成为晚清和太平天国斗争中扭转败局的“中兴”名臣。 同样，左宗棠(1812～1885)也是受到陶澍、林则徐慧眼识拔的特异人才。左宗棠自幼聪明过人，在县、府、省三级考试中，常常名列前茅。但自1832年中举后，三次参加全国会试，却三次不中。从此绝意科考，潜心研究舆地经世之学。1837年9月，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西检阅营伍后回乡省亲扫墓，路过醴陵，结识时年25岁的禄江书院主讲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注：左宗棠：《与周夫人》，《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5页。）左宗棠得到陶澍如此嚣重，感慨地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注：左宗棠：《与周夫人》，《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6页。）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落第，绕道去江宁（今南京）拜访陶澍。陶澍没有因左再次落第而轻视他，接待格外热情，留左在总督衙署里住了十多天，并且主动提议两家联姻，将自己惟一健在的儿子陶桄与左氏之长女孝瑜结为连理。1839年，陶澍病死南京，他的儿子陶桄年仅七岁。为了把陶桄培育成才，左宗棠受业师贺熙龄之托，接受陶澍女婿胡林翼的聘请，赴安化陶家教育陶桄（字少云）读书达八年之久。左氏在陶家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饱览了各种典籍，尤其精深研究了清代的朝章国故，为后来的事业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林则徐早年从陶澍处得悉左宗棠是个杰出人才，即甚为器重。左宗棠也非常敬佩林则徐，并对林的一举一动均十分关注，自言：“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指林则徐）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注：左宗棠：《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58页。）后来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拟招左宗棠入幕府充当高参。胡林翼见林非常器重左宗棠，又见林则徐年老力衰，“忧国形癯，巨细一手，勤瘁备至”，希望左能分其劳，敦促左即刻应招。（注：左宗棠：《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58页。）左宗棠也极愿陪侍左右，亲聆教诲。无奈左宗棠已于头年与陶桄约定：陶要去长沙读书，并与左女完婚。左因极盼陶桄早日成才，以不负陶澍的知遇之恩与厚望，故未能应招。1849年，林则徐因病辞官归田。回乡途中特意绕道去长沙与左宗棠一晤。林在长沙舟中见到左宗棠，两人倾谈一夜，军国大事，无所不谈，尤注重西北边防。林谈到自己在西北“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藏……颇以未竟其事为憾”（注：左宗棠：《答刘毅斋》，《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40页。），对左宗棠“期许良厚”（注：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页。）。这次林左会晤，对左宗棠影响很大，为后来左氏成就西北功业奠下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