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5-0110-07 所谓梁启超的晚年，指1919—1929年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即46岁到56岁。这期间，他告别了官场，时常回忆其大半生“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细心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新动向；由东方“窥探”西方，由西方解读东方；特别是结合他191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终于“清理”出了一条与前30年不大相同的思想文化主张，在心灵深处实现了新的飞跃。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也不急切地呼吁在中国推行政党政治，而是试图从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实现“心物调和”，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1]如何从中西社会文化的特殊背景来阐明梁启超晚年这种新型文化观形成的原因，又如何在勾勒出其思想轨迹的基础上，给予其历史的客观定位，对准确理解和深入研究晚年的梁启超具有关键意义。本文以集中叙述梁晚年心路变迁的《欧游心影录》为中心，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告别官场”后的心灵超越 1918年，梁启超告别了他在辛亥革命后矢志追求了七八年的官场，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曾几何时，梁启超在1912年从日本回来时，万众欢呼，“如众星之拱北宸”[2]。旋即出任民主党党魁、进步党理事，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就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他联合蔡锷，一举将袁置于死地。随后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真可谓民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然而，他所向往的民主政治件件落空，他所企求的国家安定、民族兴盛更不沾边；甚至连他自己的官位也无法保住，被迫辞职，不得不公开宣布“中止政治生涯”[3]。这种意想不到的政治上的巨大落差，使梁启超不得不对戊戌以来中国社会的演进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 “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甚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直接间接或推或搀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的锢疾，像杜工部所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甚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甚么事。好比开一瓶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种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4] 这段长文，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两层意思：1.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古代“英雄革命”的翻版，并没有逃出中国历史上“以暴易暴”的怪圈，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进来了虎，以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2.出现“以暴易暴”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普及民主思想，“民智未开”，国民素质太低。基于这样的认识，梁启超觉得自己从前所进行的政治努力完全进入了一种误区。那种妄图在社会经济文化极其低下的国度里建立民主选举式的议会政治，只能有其名而无其实。1918年后，梁启超每遇到知心老友，总会“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渴望寻到“一个新生命”。[5]恰在此时，梁启超所崇拜的西方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新变化。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那些文明国家的所谓“文明”，着实让梁启超要认真去重新思索一阵。为了亲眼考察战后的欧洲社会，梁启超多方努力，筹集到了10万元经费，与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7人，从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在泰西世界进行了长达一年有余的旅行，其内心世界也在痛苦中得到了“新生”。 据《欧游心影录》所记，梁启超等人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名胜以及一些人的家庭；还发表演讲，交流学术，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极富情感的梁启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愤笔直书，或著文寄往国内的报章杂志，或致信家人，谈自己思想的变化。其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称： “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6] 这封信写于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启超旅欧刚半年有余，就受欧洲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刺激，心灵深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过，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酝酿发酵”的思考阶段，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此后的半年多，他继续结合欧洲的现状和中国的实际，力求寻找新的出路。概括来讲，梁启超较多地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