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有关基督教传教的历史著述中，传教士经常被评价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但其依据只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学”，在中国办学、行医以及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经籍等表面现象，传教士的主观动机和指导思想很少受到注意。这种评价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怀疑的。从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来看，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在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是与西方列强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并行的文化扩张，其本质属于“文化帝国主义”范畴。传教士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异教”国家，中国民众道德普遍低下，中国文化陷于“停滞”状态，“已失去活力，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严肃的、奋发向前的发展要求”。只有“强盛的、充满活力的”西方国家才能给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和新生活”，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而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因此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对西方文化“优越性”和基督教“绝对真理”的坚信，使传教士完全忽略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更认识不到向中国学习的必要性。他们根本不想与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双向交流，而是要实行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