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4-0054-08 照相具有写实、便捷等优点，这使它很快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得到了运用。首先人像照片使人们更准确、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容貌，进而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验证身份的重要工具。照片还成为人们追求时尚和美丽的道具，成为寄寓情感的纪念品。由于照相具有这些优点，喜爱它的人越来越多。在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清末民初的上海照相业完成了市场化，顾客群迅速壮大。 一 照相成为人物写真的重要工具 在照相诞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想知晓某人的容貌，无外乎以下几种手段：道听途说、阅读文字描述、观看肖像绘画以及亲自目睹其人的真容。在交通不发达、等级分明以及礼教森严的年代，要亲眼目睹某些人的容貌是很不容易的事。相对而言，肖像绘画倒是记载某人容貌的比较真实和方便的工具，不过即便如此，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物肖像的真实性还是存在疑问。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流传于世的两幅画像中， 一幅容貌丑陋、面目狰狞，另一幅则是标准的帝王肖像，究竟哪一幅是他的真实写真，不得而知。按照常理进行推断的话，这两幅画像应该与朱元璋本人的相貌都存在着差距。 即便不夹杂政治等因素，画师能否依靠经验和技法逼真、传神地描摹出一个人的相貌，不确定性仍然很大。相对而言，照相真实、可靠得多。早期的照相师多从“影像铺”的画师转行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许多画师在职业上受到了巨大压力的结果。 照相问世之初，人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人物摄影，人物是摄影艺术的主要表现对象。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人像摄影一时还不具备推广的条件，所以人像画师的经营尚无大碍。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上，时常可以看到文人墨客为妓女或变相从事色情业的女书寓先生等的“小照”或“小影”题写的诗篇，有的还附序，着力描绘当事人的容貌。《申报》在刊登这些作品时并不配发原图，读者也只能凭借文字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照相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十分传神。《沪游杂记》收录的“申江杂咏”中有一首“照相楼”： 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注：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这首小诗指出了照相的三大优点：一为“显微”，二为“真真”，三为“入神”，意即照相能尽显人物于微毫，准确地反映出人物的神态和精神风貌，所以胜于丹青。 表达同样意思的竹枝词尚有若干，如有一首咏日成照相馆的： 日成照相绝无伦，电气传神信有神。何必画师挥彩笔，依然纸上唤真真。（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另有一首也堪一读： 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传来竟逼真。技巧不须凭彩笔，霎时现出镜中人。（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3页。） 照相胜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价格逐步趋向低廉，而且能够批量印制，易于销售和普及。“照相楼”的后两句就描述了这种情况，“客人”为“探春”而争相购取“佳人”的照片，这表明当时的照相馆已经能够批量印制照片，将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并且销路很好。照相的问世是艺术匠心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结果，照片除了具有艺术性之外，还具有近代工业产品的特征，能够进行标准化和量化制作，可通过提高工艺来降低制作成本。虽然这一点在照相问世之初并不明显，但却是照片与肖像画在本质上的区别。 绘制人物肖像时需要被绘制的对象久坐，而拍照则不须如此，这也是一些人转而选择照相的缘故。《上海闲话》记载了光绪初年《申报》的“郭嵩焘画像”一案，当时《申报》捏造了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与为之画像的英国画师顾曼的一段对话，使他大为震怒。其实郭嵩焘因不耐久坐，与顾曼商量后，特意先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交给顾曼绘制肖像，他与顾曼之间并无《申报》上所刊登的那段对话。（注：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虽然肖像画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地位日益被照相所取代，但是它本身也在进步。清末，油画等西洋画派传到了上海，为传统的肖像画注入了新的内容。肖像画与照相之间的关系逐渐地得以固定，从竞争对手演变为具有互补性质的关系。上海恒兴照相馆在照相放大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兼营油画肖像业务，根据拍摄的照片绘制大幅人物肖像。 著名漫画家、作家丰子恺在1934年撰写的散文《学画回忆》中描述了童年时在家乡学习绘画的经历，这位日后的漫画大师在学画伊始就是从肖像画入手，并且与照相也有关系，他写道： 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他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画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兰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署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注：丰子恺：《学画回忆》，《丰子恺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