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1-0022-06 开发西北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了。如果仅从人们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这个层面上讲，自西北有人类生息以来，就有了开发。然而把“开发西北”由传统的统治策略转变为发展经济的构想，并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方略，则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进入一个高潮期。清末新政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抗战时期的开发建设也不能说没有成就，尽管这些都是短暂跳跃式的开发，但涉及、渗透到西北地区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西北区域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不可低估，也留下了许多供今人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 中国近代西北的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和内蒙古的一小部分。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历史的原因，这一地区的经济整体上落后于沿海各省。近代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可以从理论构想和实践活动两方面来看。 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孙中山，关于西北的开发思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酝酿，与中国西北边疆危机相伴随。近代西北，处于一种局部点状缓慢发展，大部分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倒退的局面中，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构成了明显的反差。嘉道以降，不少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左宗棠等纷纷阐发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构想，但主要是理论上的酝酿。延至光绪末年才有了一定的实践规模，如新疆建省，引进机器，发展近代工农业等。袭自珍第一个提出在新疆建省，并附有具体的行政建置方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和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分别撰成了《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1](P105,P113)，对于区划郡县、改良屯田和革新财政，提出具体的设想，充分诠释了新疆建省和移民戍边屯垦的主张，并从新疆南北特殊的生态环境出发，提出了“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的方案，有益于南疆农业种植业的开发。但龚自珍的建省计划却一直拖延到60年后才得以实施。继之，魏源也认识到新疆塞防的重要性和开发的必要性，认为新疆虽是“未辟之荒原”，但具有“播植浇灌毡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2]（卷80），若能够全力开发，可使中国由衰转盛。并在其著述的多部方略中警示西北边防的重要。罪戍新疆的林则徐对西北的开发也身体力行，在南疆“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成效卓著。以至于“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3]（卷24）。但真正集构想和实践于一身的为左宗棠。左宗棠认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4]（卷50）。为此，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先后4次奏请于新疆设省，调任两江总督后，又作了第5次疏请。最终使朝廷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年11月17日）在新疆正式设省，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在行政建置上的统一。真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些近代中国先进志士应对西北边疆所面临的危机而阐发的开发西北，以臻富强，团结各族，达到外御强敌，内固统治的理论设想，激活了近代西北迈向近代化的因子，成为西北开发实践活动的契机。 左宗棠的实践活动除了依照传统的经营理念，着手于屯垦戍边、发展垦殖、兴修水利等外，主要体现在经营西北发展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充分利用西北资源，引进机器生产，仿造铁路，发展近代西北工矿交通业，使西北地区数千年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左宗棠对西北开发还有更重要的超过前人认识之处：向时新疆的设施“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4]（卷53），不足以言开发。希冀多关心民瘼，发展经济，“政教旁敷”。此概括对整个西北民族经济开发中的发展模式和趋向都具有深远影响，是十分有益的。自此，近代西北开发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从而使之具有清代前期那种完全封建生产力范畴内开发活动所不具备的新特点”[5](P64)。西北开发的战略构想由传统的统治策略中萌生出向发展策略的转折。不过其过程更漫长和曲折，并因时局和社会的变迁而出现断层。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任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第一个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机器制造局，标志着西北近代机器工业的发轫。不久因新疆危机，机器局西移至兰州。新疆战事结束后，在发展西北的“军”转“民”潮流中，从德国购进机器，改办兰州毛纺织厂。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织呢局开工。 在兴办民用工业之前，左宗棠有一番乐观的设想。在他看来，西北盛产羊毛，“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4]（卷22）。若“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富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为”[6]。甚至非常自负地认定，今后织成的华呢“足以抵制洋呢入口”[6]。“不但可以收回成银，而边陲创此利源，于地方无不裨益”[7]（卷39,P1030）。为了能在西北建立一支近代民用工业的技术队伍，传播机械技术，左宗棠在陕甘勇丁中挑选体质灵敏者为学徒，并认为“今日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由关内而新疆”。“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4]（卷7）。 兰州织呢局在西北的出现，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但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内地沿海的西北，终于没能形成气候，更未引起国人更大的关注。相反，在国际上却产生了反响。有人讲，“象这样一件破天荒的新事业，中国人似乎不大感兴趣，可是英国人却大大注意。机器才到，早在上海英文报纸Clestial Empires已披露了一个消息。织呢总局落成后，又有人到兰州参观，也把报告刊载在上海《字林西报》上”[8](P249)。洋人的关注和说法暂且不论。事实上兰州织呢局的创办，在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有着偏僻地区兴办近代工业的实际困难：民众对近代科技知识的了解还极其肤浅，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小农意识强烈，有着固定的消费模式，致使“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加之创办者的封建官僚意识左右生产经营，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解决客观存在的困难，无法解决先进的生产设备同封建式企业管理之间的矛盾。清廷投资与兰州织呢局的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31万两[9](P387)，光绪十年（1884年）被迫停办，“功败垂成，实为可惜”。兰州织呢局的失败表明，工业开发并不意味着工业移植，首先应从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着手。但不可否认，织呢局毕竟是西北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近代企业，作为一个样板，的确起了开通风气的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彭英甲主持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就先后开办了不少厂矿局和农事实验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基础，成效显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陕西“延长石油官厂”成立，标志着利用西北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近代能源工业在西北的发轫。
